论张裕钊书法在日本的传承与影响

      张裕钊是清朝末期卓然成家、开宗立派的书法大师。清代书家康有为给予其很高的评价称其为集魏碑之大成者，其书法艺术成就在国内外影响深远。他的日本弟子宫岛咏士对其书法的传承与发展，使其北碑书法成为日本书坛上一大宗派。

      一、张裕钊生平及其书法艺术

      清代前期，书家专于帖学，宗法赵子昂、董其昌，末流失于柔媚，每况愈下，乾嘉以后，由于金石考据学的发展，阮元、包世臣所倡导的碑学蔚然成风。张裕钊便是其中的特立独行者。张裕钊(1823-1894)字廉卿(图1)，武昌(今鄂州市)人，晚清著名文学家，学者兼书法家。官至内阁中书，曾先后在武昌勺庭、金陵风池、保定莲池、武昌江汉、经心、襄阳鹿门等书院主讲。门生满天下，驰誉海内，蜚声东邻，衍为宗派，颇有文名书名，实为有清以来所罕见。

      谈及廉卿的书法，他初学欧阳询，后取法北朝碑刻，用笔坚挺，转折处提顿翻笔，造成内圆外方的形态，结字中宫紧结，四周疏放，勾挑之笔方劲爽利，颇有刀刻的峻峭之意。他以擅楷、行书而著称于世。与其他书家不同的是他不追求铺毫、逆锋、重按、波挑等碑派书法的用笔特征，而是在点画的起止转折处颇具匠心(图2)，这个卓越的创新深得近代书评大家康有为的推崇。当他看到廉卿的用笔、用墨与他所推崇的北碑书法相契合，就断言廉卿对北碑笔法的掌握在当时是无人能赶超的。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说到：“自宋、明以来，皆尚唐碑，宋、元、明多师两晋，然千年以来，法唐碑者，无人名家。南北碑兴，邓顽伯、包慎伯、张廉卿即以书雄视千古，故学者适逢世变，推陈出新，业尤易成，举此为证，尤易悟也。”①

      

      图1 张裕钊遗影

      

      图2 张裕钊书作 上海博物馆藏

      这直接肯定了张裕钊在崇碑思潮下在清朝书坛的地位。

      二、张裕钊和杨守敬对日本书道的影响与发展

      1868年，倒幕运动的成功，日本实行“明治维新”。在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之后，摆脱了殖民地的危机，从而走上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此时的日本从政治、军事、经济都想向西方学习，力求西化。而日本的文化亦当如此，其中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等西化的程度相当可观。而只有书法——这门在日本传承上千年的艺术，却还原封不动地保存了江户末期的姿态(有如中国的帖学颓风)。”因西方没有书法这门艺术，所以日本无法西化。直到19世纪末，清代碑学传到日本后，沉寂的日本书坛才再次焕发新生命。这其中起着主要作用的便是张裕钊与杨守敬。起初是明治十三年(1880)杨守敬作为驻日钦使随员来到日本。因积习难改这位金石考据学家出使异域也不忘携带碑版金石古拓，他带去数量可观的北朝墓志、佳拓、汉印和古钱币等等。庞大数量的金石拓片使得日本人眼界为之大开，魏碑的粗犷与雄强以及篆隶书的古朴与质实促使日本书家形成一种自古以来未有的新审美。

      张裕钊则是因为1881年黎庶昌被派遣出任驻日公使，其大儿子张沆随同，因此与日本的上层人士有所交往。有一个宫岛城一栗香者，雅好诗词，张沆将父亲的诗文著作《濂亭文集》、行书《苏轼待月云台诗》作品赠予他，他看后赞叹不已，崇拜和敬仰之意油然而生。其儿子宫岛大八从父亲那里见到上述著作和书法，被张裕钊的诗文和书作所吸引，特别是写给黎庶昌的书信情感真挚，言语真实，瞬时大八对张廉卿的品学和书法产生了仰慕之情，下定决心要拜廉卿为师。起初，大八将自己的想法告知家人，遭到了家人们的强烈反对，其父亲宫岛诚一认为他还年轻各方面都不太成熟，故不给予支持。但大八意志坚定“非张廉卿先生不师”③，他积极地向父亲阐述自己想要振兴日本汉学的愿望，宫岛城一感受到儿子如此坚定的求学欲望，思前想后的第四年才同意大八去中国留学。在张裕钊手札中他是这样描述：“有日本某宫曰宫岛城一者，颇好为诗。前与大儿子相善。渠闻黎莼斋及吾中土出使者即彼国冈千仞人言，谬相推重，今乃遣其子航海西来，从游于裕钊之门。”④但当时中日两国关系紧张，廉卿并不想招收外国弟子，想尽一切办法推脱。“我久闻张廉卿的大名，仰慕已久，所以我想不管怎样，我都要拜他为师，如果不能实现这个愿望，我也就没有志气了”⑤，正是因为宫岛咏士以坚定的信念和好学的求学精神，苦苦哀求，甚至惊动了朝廷。最后在总督的请示下，李鸿章亲自点头后，宫岛咏士才以中国的礼节拜廉卿为师。这是莲池书院第一次招收外国学生，之后大八还穿起了清末服饰，留起了长辫借此来表达自己真挚的求学之心。因无法适应中国气候宫岛大八得了肺结核，但他依然坚持，不忘初心，努力克服困难。

      张裕钊先生在任职书院期间，开创了接纳日本留学生的先例，同时也接纳了一流水平的日本学人。在张裕钊主讲保定莲池书院时，1884年日本汉学家冈千仞来华向张裕钊请教文法，冈千仞与书院的师生们互相学习交流，力陈心得己见。在众多名流学者中他选择拜张裕钊为师，叩问古法，虚心的向张裕钊请教，可见其对张裕钊古文水平的肯定。张裕钊还为其《藏名山房文钞》作序，高度评价后也抒发自己心中的感慨，愿中日两国未来“安同其福，危同其忧，患难与共”⑥。

      自从杨守敬把中国碑学传到日本后，日本书道的颓靡之风，为之一振，使得日本书道得到中兴发展，走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并且他的《学习迩言》、《评碑记》等学术著作也为日本书坛输送了全新的书学理念，张裕钊则以他的书法实践为日本书法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范式，其刚健险劲的“张体”被他的日本弟子宫岛大八传承并发展。他们造就了整整一代的书法家，还对日本幕末书风进行了有力的冲击与否定。在日本实行全面西方化的明治维新时期，极具开创性的碑学和雄强肆意的碑学书法传入日本直接诱发了日本书法的维新变革，这让被西化的日本社会迫切地接受并广泛传播，结束了单线帖学发展，开启了碑帖融合的新时代，其中杨守敬和张裕钊对日本书道发展做出的贡献我们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