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举办了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在展览期间，徐志摩和徐悲鸿在《美展》会刊上打起笔战，引发热议，是为著名的“二徐论战”。以往有关这场论战的研究，大多偏向史料分析，以及相关人物的艺术理念及各自主张的辨析。本文则将论战置于艺术批评的场域之中，考察在相对更广的语境下，“二徐论战”所呈现出的现代性知识生产。本文将首先讨论“二徐论战”中，作为艺术家的徐悲鸿和作为批评家的徐志摩，在艺术批评理念和现代性追求上的异同；同时，考察艺术批评如何借助全国美展这一平台，通过论战的形式吸引眼球，达到另类的现代性知识生产，向艺术界以外的社会人士传达于当时而言更加新颖的艺术理念。在《美展》发表艺术批评或评论文章的人士众多，立场也各有不同。因此，本文在重审“二徐论战”之余，更将进一步讨论全国美展中的传统理论资源，对全国美展中呈现出的“新”“旧”观念进行比对，论述在中国艺术界、知识界的转型时期，“惑”与“不惑”论战所呈现出的艺术现代性知识生产，传统资源在全国美展上的参与，以及由此引发的多元化批评场域之中的新旧争鸣。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更加全面地展示“二徐论战”所处时代，中国艺术批评及理念争鸣的多元面貌。 一、“二徐论战”：概述与再探 美展期间，徐悲鸿先于《美展》会刊第五期发表《惑(中国有破天荒之美术展览会)》，批评了塞尚、马蒂斯等人的现代派绘画，甚至在文章一开头就说：“中国有破天荒之美术展览会，可云喜事。而最可称贺者，乃无腮惹纳(Cezanne)，马梯是(Matisse)，薄奈尔(Bonnard)等无耻之作。”在这篇文章中，徐悲鸿表现出一种基于伦理准则的判断，认为塞尚、马蒂斯的画作是“无耻”的，而他所提倡的写实主义绘画，则是心目中的“光明正大之途”。徐悲鸿对西洋美术并没有完全否定，但他明确提到了西洋美术自“大战以来，心理变易，美术之尊严蔽蚀，俗尚竞趋时髦”，这种美术伦理的缺失，使得诸如塞尚、马蒂斯的绘画，“是乃变象，并非进程”①。换言之，马蒂斯和塞尚所创作的作品，并不能够代表艺术真正的发展方向，而只是一时的价值观扭曲而导致的异数。 在当期同一版面，徐志摩的回应信件《我也“惑”：与徐悲鸿先生书》也一应刊载(碍于篇幅与版面原因，这份回应的后半部分刊载于《美展》第六期)。这封回信肯定了徐悲鸿对革新中国绘画的热忱，还称他为“古道之人”。但按照徐志摩的观点，评价艺术要有一定的伦理根基，即“真与伪的界限”，并且强调重点不在鉴别，而在于艺术家能否真实地传达他的“意趣与志向”。徐志摩所惑之一，在于徐悲鸿评价塞尚和马蒂斯等人的态度过于武断，并指艺术批评的标准在于“活的感觉，不是死的法则”；其二，徐志摩指出徐悲鸿对后印象派和野兽派绘画的观点是一种“反动”，因为艺术界对塞尚画作的评价，早在1895年就有定论。留法的徐悲鸿观看、了解塞尚创作的机会虽多，却依然斥责塞尚及其创作为“无耻”，这让徐志摩不得不“惑”②。概言之，徐志摩较之徐悲鸿，更重视艺术作品的表现力，强调艺术家对自己信念的支持，并认为这在塞尚取得一定的艺术地位之后，已经是当今现代美术发展的当然方向，从创作理念上回应并否定了徐悲鸿的观点。 徐志摩的回复既出，徐悲鸿的《惑之不解》又先后在《美展》第九期及增刊上刊发，并逐一回应徐志摩的挑战。徐悲鸿的“写实主义”立场，也在这两则同题的回信中更明确地表露出来。徐悲鸿强调所谓“智”的艺术，注重艺术的社会功用。放在中国当时的历史语境下，他所主张的，就是写实主义才能够更好地唤起观画者的认知③。徐悲鸿寻求的是中国艺术如何能走上有别于西方艺术的现代化路径，他与徐志摩的西化立场之差异，导致了两人在这场“无解”的“惑”之论战中的针锋相对。 二徐的直接论战之外，李毅士的《我不“惑”》针对徐悲鸿观点，结合中国艺术及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进行了一定的注解工作。李毅士反对徐志摩“艺术的批评是独立的，不容纳道德的观念”的观点。他还指出徐悲鸿和徐志摩各自的身份与立场差异，虽没有极端反对马蒂斯等人的画作，但他对于摹仿西方现代主义的画作泛滥于当时中国的现象感到忧心，并倾向维护徐悲鸿的写实主义立场④。 这场论战最终以杨清磐的《惑后小言》作结；蔡元培也在会刊上发表《美术批评的相对性》一文，虽未直言，但也隐约回应了二徐的讨论。徐悲鸿和徐志摩各自的主张，代表了当时中国的两种追求艺术现代性的路径。其中，徐悲鸿重写实，注重艺术的社会功用，追求艺术家对现实条件的关注和还原，也注重唤起观者对画作所描摹的事物的关注与了解，因而艺术创作与“实”绑定，承担着相当程度的引导作用；并且，徐悲鸿将写实艺术与“是非”这样的命题关联在一起，主张这是符合中国艺术现代化的路径，将其同审美的、精神层面的追求关联起来。相比之下，徐志摩注重表现的理解路径，事实上也暗含对当时压抑的个体解放的推动，无论是艺术家还是观看、体验艺术作品的一般人，追求自身价值的表现，自我情感的抒发，在当时也不失为一种重构公共审美价值取向的路径；何况在徐志摩看来，这样的艺术现代化的路径，还更加符合世界潮流。 二、重审“二徐论战”：“惑”与艺术现代性 针对这场论战，论者多从美术史的视野出发，梳理、分析二徐各自的主张及其对现代中国美术史书写、美术流派及观念的影响。一些论者认为徐志摩一手策划了此次争论。陆长明曾根据徐志摩、徐悲鸿、李毅士等人所发表的相关论战文章的日期、文章逻辑、论战文章与刊物其他文字内容的矛盾等因素，指出徐志摩作为《美展》主编，存在同时向徐悲鸿和李毅士约稿的可能性，并且，二徐之间的论战，原本就应该是私人化的书信往来，由于徐悲鸿拒绝参加此次展览，故专门撰文投稿给《美展》的可能性较低，更像是徐志摩有意为之地将私人论战公开化，以挑起“艺术界对中西艺术以及对现代艺术积累已久的‘矛盾’”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