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留下这段名言：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① 这段话在今日仍可被认为是“古今学术史之通义”，但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学术研究中“材料”与“问题”的关系。须知当我们现在引用这段话时，“此时代”已不再是他写作之时，而是九十年后的当下。其间敦煌学已从一陌生名词成长为一硕大研究领域，而敦煌美术史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不断深化的过程②。 当陈寅恪写这段话的时候，敦煌卷子的历史价值刚被国内外学者认知不久，因此代表了学术界面对的一批全新材料，其冰山一角下的浩瀚尚有待于发掘和认知。今日敦煌研究的情形则全然不同：世界各地存放的敦煌卷子已被基本复制发表，莫高窟的精美雕塑和壁画也出现在连篇累牍的精美画册之中，人们甚至可以足不出户，通过互联网进入敦煌研究院以三维技术复制的虚拟洞窟空间。那么，这还是“新材料”吗?笔者的回答是：既可是也可不是，关键在于是否有新问题引领我们重新发掘材料的未知维度。陈寅恪所说的“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因此可被重新诠释：如果百年之前的情况是敦煌文献和敦煌艺术的新材料将引出新的研究问题，今天的情况则更多的是以研究中产生的新问题带动对材料的再发掘。没有研究就不会有问题，但如果问题不存，即使是最新的材料也只能附着于以往的视野。问题的提出往往与学科相关，因为不同学科有着处理材料的不同方式和目的。以莫高窟而言，历史学、宗教学、考古学、美术史等学科都对这个著名遗址以及藏经洞中发现的巨量材料进行了研究，积累了很多成果。本文考虑的是从美术史角度反思这批材料的研究和使用方法。 一、学科角度与学科互动 “从美术史角度”隐含着一个前提，即敦煌莫高窟——或任何石窟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研究。每个角度都显示出不同景观，提供了获取知识的不同途径，它们之间并无高下对错之分，只有观看对象和观察方式之别。在对莫高窟的诸种观察和研究角度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是文献和历史学，主要是使用文字证据发掘莫高窟的往昔，了解它的建造过程和历史环境。研究材料包括石窟中的碑文和题记、发现于藏经洞中的各类文书，以及其他传世和考古发现的文献。石窟历史研究的一个重点是窟的修建和使用，特别是其中所显示的“人”的作用和关系——不但是赞助石窟建设的地方统治者和行政官员、世家大族和宗教机构，也包括担任具体营造的工匠和画匠。当历史研究如此聚焦于石窟历史的时候，它们与美术史研究便自然融合了，因为这些情况也是美术史家希望了解的，对重构石窟艺术的发展不可或缺。由于历史学家的专业训练，他们对于文献的掌握和处理更为全面和缜密，其工作往往为美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学基础。 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石窟美术史与宗教史研究的关系——这是另一门以文献为基础探讨石窟的学问。“宗教史研究”在这里应做广义理解，不仅针对佛教教义和教派历史，而且也包括对佛教礼仪、佛教文学与佛教物质文化等方面的调研和阐释。在这种意义上，不少宗教史学者将石窟作为专题研究对象，对窟庙的性质和用途以及雕塑和壁画的内容进行了考订。他们的论述与美术史中的“功能解释”(functional interpretation)和“图像志研究”(iconographic study)自然沟通，前者关注的是建筑、图像与宗教礼仪的关系，后者调查的是绘画和雕塑的题材与内容。一些美术史家进而从图像志出发考察敦煌地区的宗教礼仪、佛教宗派和物质文化，与这些方向上的宗教学研究更是水乳交融。但总的说来，宗教学对石窟的讨论主要在佛教史和佛教文化的范围中展开，所处理的问题往往超越具体的建筑和图像，它们对美术史研究的重要性在于提供宏观背景和观念维度。 第三个重要的角度是考古学研究，主要是对石窟遗址、建筑、塑像、壁画进行细致的调研和必要的考古发掘，在此基础上对洞窟进行分类和分期。洞窟分期所使用的主要根据包括建筑型制及雕塑和绘画的内容与风格；题记、铭文和其他文字材料进而提供了有关绝对年代的必要证据。许多从事石窟研究的学者有着考古学背景，他们的工作成果为不同类型的石窟研究提供了文字之外的另一基础。由于考古学以遗址和实物为主要考察对象，它与美术史的关系尤其密切，很多时候达到泾渭不分的程度。但二者之间的区别也是实在而深刻的，首先在于石窟考古的范围比美术史研究要宽广许多，其对象不但包括艺术品，也包括非艺术性的人类活动遗存。此外，考古学对类型学和统计学方法的倚重也有别于美术史对个案和历史阐释的重视。 在这三个主要学科之外，我们还可以举出建筑史和科技保护对敦煌石窟的研究。建筑史学者考察的主要是洞窟的型制特点和历史发展，着眼于平面、立面、顶部和佛龛的形态，前室和窟檐的结构以及石窟建造技术。虽然其重心不是雕塑和壁画，但后二者均以石窟建筑为环境和依托，美术史家自然可以从建筑史中获得重要的专业知识。对石窟的科学分析和遗址保护在近年发展出更为缜密的方法和大型数据库，新视觉技术的使用也在不断更新石窟艺术的复制和展示方式，这些发展都导向科技与美术史领域更为密切的结合和互动。 这些跨学科互动的一个重要场域自然是敦煌学。虽然这门学问开始时以对藏经洞遗书的研究为主，但是随着学术领域中的新潮流已经发展成一个庞大的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领域。据最近的一项介绍，敦煌学“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涉及敦煌学理论、敦煌学史、敦煌史事、敦煌语言文字、敦煌俗文学、敦煌蒙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与中西交通、敦煌壁画与乐舞、敦煌天文历法等诸多方面”③。毋庸置疑，所有这些学科都对理解敦煌的历史和文化做出了持续贡献，也都可能与美术史研究发生关系、进行交流。但以上所引的定义也说明敦煌学不是一门单独的学问，它的重要性在于把不同领域的学者联系起来，引出各种跨学科的学术项目，同时也促使学者反思自己学科的特性，以求不断扩展观察的范围和推出新的研究理念。对于美术史学者来说，美术史的学科特性使他们在研究敦煌石窟时具有独立的视点和分析方法。但这种视点和方法不是固定不变的，而应该在各种现代学科互相推动的大环境中不断发展和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