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71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21)02-0089-15 在1879年发表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一书中，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提出了一套以“土地”为核心的经济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单一税制”(single tax)这一社会改革方案，时人将他的学说总称为“乔治主义”(Georgism)。①今天看来，作为一名社会理论家和改革先驱，乔治具有世界性的影响。早在乔治生前，在一些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家，他的那套关于人人皆有权使用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主张便受到大批农民和土地改革者的推崇，乔治与英国土地改革事业的关系就体现了这一点。②此后，英国自由党的一些土地和税收改革家受到了乔治的影响，俄国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一些“民粹派”社会改革家欣赏他的主张，甚至中国革命家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纲领也受到了乔治主义的启发。③ 相比其在世界各国土地改革者和农民群体中的广泛影响，乔治与美国农民的关系很少被后世研究者论及，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农民对乔治的理论不仅谈不上赞同，简直就是没有引起重视。④实际上，在乔治主义诞生和传播的19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美国农民抗争运动如火如荼，尤其是农民联盟(Farmers’ Alliance)⑤快速发展的时期。农民联盟于1880年代末迅速发展至全国规模，并在1892年人民党(People’s Party)成立时达到“高潮”。⑥乔治主义作为当时的一种重要改革思想，也曾被联盟旗下诸多媒体予以介绍和报道。另一方面，尽管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一书并非着眼于农民所面临的“贫困”，但由于农业、农民与“土地”的天然亲缘性，该书还是涉及了大量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相关的内容，农民联盟的不少领导者对该书推崇备至，乔治在中西部也有着相当多的信徒。由此，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问题浮现出来：一场由“土地耕种者”发起的抗议或改革运动，与一套以“土地”为核心概念的改革思想，两者的发展时间既然几乎重合，何以未能有更紧密的结合，以至于后世研究者甚至很少将两者联系起来?美国农民对乔治主义的接受度究竟如何?哪些因素妨碍了两者的深度接触乃至结盟?本文试图就上述问题给出一个回答。 一、乔治主义的提出及其早期在农民中的传播 一般认为，美国农民即便算不上“中产阶级”，至少是持有田产的“自耕农”。⑦但“镀金时代”(Gilded Age)美国农民面临的贫困却是令人震惊的。大体上，新英格兰和大西洋沿岸中部各州农民处境稍好，中北部地区东部、大西洋沿岸南部次之，剩余其他地区——包括俄亥俄河以南的南部，以及整个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的农民则都面临较为艰难的困境。⑧导致南部、西部农民贫困的原因，有一些是共通的，如1870年代以后农产品价格的普遍下降，以及内战以后普遍的货币短缺。西部农民相比南方还有一些特别的困难，那就是艰苦的气候条件。内布拉斯加-堪萨斯一线以西，除了太平洋沿岸少数河谷地带，常饱受干旱之苦，在北方还有酷寒。⑨ 土地也是导致农民贫困的一大原因。1862到1900年间被分配出去的5亿英亩公共土地中，仅8000万英亩是据《宅地法》分配的；剩下的4亿多英亩中，25％通过拍卖等方式落入了土地投机商之手，其他3亿英亩则直接赠给了各州和铁路公司，后者又将其倒卖给了投机商。⑩因此，整个“镀金时代”，农民获得土地的主要方式其实不是通过《宅地法》，而是从土地投机商手中购买，并因此饱受盘剥。不仅如此，大多数西部农民很难获得优质土地，因为靠近河流、交通路线的优质土地非常稀少，早已被占据完毕。尤其在大平原以西到落基山脉东麓水源稀缺、气候恶劣的地区，按《宅地法》获得的160英亩土地，其价值已大打折扣。但即便是这种劣等的土地，农民也不能独享，因为大平原西部干燥的草原带也正是西部牧民的天然牧场，农民和牧民对优质土地的争夺贯穿了整个19世纪后期。此外，农民在19世纪后期世界范围内商品价格的总体下降趋势中获利最少，由于多数农民的土地都是通过抵押贷款购得，他们几乎一直是在自身产品价格下降的趋势下去支付固定不变的土地成本，在沉重债务压力下几乎注定破产，抵押的土地再也无法收回，最终沦为佃农。(11) 农民也曾针对导致他们贫困的根源发出抗议。1860年代末到1870年代中期的“格兰其运动”，长期以来被认为主要是一场旨在降低铁路运价的农民抗议运动，但土地问题也是其背后的关键因素。(12)该组织在1873年章程的“序言”中，就明言“土地是所有财富的来源，没有它，就没有农业，也没有制造业和商业”。(13)一位为“格兰其运动”撰写简史的作者追溯了铁路公司垄断的根源，认为症结在于1850年代以来铁路公司一直从联邦源源不断地获得赠地(land-grant)，迄至1874年，这类赠地的总量竟达到了“一个得克萨斯加上两个弗吉尼亚那么大”。(14)从农民的角度来说，土地问题的另一个表现在于用以购买土地及农具的“钱”的稀缺性。关于“钱”的问题如何解决，1870年代初的农民提出了两个模糊的方向。一个指向税收改革，农民似乎隐约地感到自己的贫困与国家的财富分配制度有关，早在1869年4月伊利诺伊州农民召开的第一次布鲁明顿大会(Bloomington Convention)上，代表们就提出“当前的税率是不合理且带有压迫性的”。(15)另一些农民开始思考怎样的货币发行量和货币制度才能让自己脱离贫困，这即是未来的“绿背党运动”“自由银币运动”“关税改革”乃至“所得税运动”的萌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