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在中西碰撞、交流中不断发展变化，面临的边疆形势及其内涵也具有了与传统不一样的色彩与内容。自嘉庆时期西北边疆史地研究逐渐兴起，直至民国边疆研究不断勃兴，在近代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边疆研究经历了复杂的演变。现有学术界对近代边疆研究较为集中探讨的领域，主要是嘉道成之际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和民国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边疆研究，并且至今方兴未艾。关于上述领域尤其是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学术界的探讨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不论是关于嘉道咸之际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探讨，还是对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考察，既有研究或侧重于某一时段的宏观性阐述，或侧重于某一具体问题(人物实践与思想)的探讨。这些关于近代边疆研究的探讨在取得较好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薄弱之处：一是对近代边疆研究演进历程细致的历时性观察不足，对近代边疆研究在晚清、民国不同阶段发展演变的深入勾勒不足；二是虽然关注到边疆研究发展与国内外形势变革的相互关系，但或多或少存在忽视对近代边疆研究与国家发展演变互动内涵关系的全面与深刻阐述，对不同时期近代国家建设及其影响于边疆研究的表现、近代西学传播及西力东侵对边疆研究的影响、不同群体对边疆研究反应的差异等方面的探讨，在具体认识和全局把握上仍有进一步提高的极大空间；三是对近代边疆研究呈现的基本发展脉络、内在联系等，在系统性及完整把握上仍有探讨之必要。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拟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阅读文献的一些思考，拟细致梳理边疆研究在近代百余年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和内在逻辑关联，窥视近代边疆研究与国家建设互动的密切关系，探求其基本路径，并总结近代边疆研究百余年发展历程对当前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的启示。 一、从西北边疆研究兴起到19世纪60年代的发展变奏 考察中国近代边疆研究，既要将其放在近代中国百年复杂而深刻的变迁过程、全球国际秩序重组变革的宏大场景中思考，也要认识到它是中国上千年历史长河中的重要组成内容，表现出历史发展的延续与变奏交织的特征。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演进脉络，是逐渐的、复合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并存的，既呈现出历史长周期中边疆研究的延续属性，也表现了全球秩序变革的时代色彩。 清嘉庆时期就逐渐兴起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是近代中国边疆研究发展的重要基础，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边疆研究向近代转型和推进演变的前奏。 清代学术发展至乾嘉时期，学人以皓首穷经为尚，学有汉宋之争，经有今古之别，但知古书而不趋今务，故边疆学术自然不得重视。但与乾嘉学术的发展脉络类同，边疆研究既有学理内在发展的因素，也受时势之影响。客观上，时势之变必然要对这一时代的学术命题、学术视野产生重要影响。准噶尔叛乱势力被平定后，清政府强化了对西域的控制，于是关于西域的著述随之大量出现。西北边疆史地著述的出现，与清政府治理新疆的政策或清朝面临的政治环境密切关联，相关著述的主要撰述者，如祁韵士、徐松诸人，亦多为官吏，他们对嘉庆时期萌发、道咸时期兴盛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发展，实有开创之功。或可谓，清朝实现对新疆、蒙古等地区的牢固控制，是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兴起的重要现实基础。①当然，这一时期西北边疆局势的动荡不定及面临的外患情势，也促进了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发展。其时，沙俄的存在让当时的有识之士倍感压力。1823年，松筠就言：“粤稽史册，汉唐以来，每多边患，非疲于西北，即弊于西南，驾驭鲜有长策，惟我圣朝，克明峻德，疆理天下，五服弼矣，统御八极，远夷绥矣，且以僻在北荒之俄罗斯，俾之习国书而晓礼仪，开市易而归约束，是皆庙谟神武，德洋恩溥所致也。”②松氏所言，虽是称赞清朝在西北边疆的文治武功，但其中也隐约可见西北边疆之外患身影。而魏源则直接称：俄国“兵力甚强，日事吞并”③。伴随清政府统治危机的四伏，传统经世致用思潮或学风再受世人关注，并出现了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一批关心时务的学者。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迅速发展，就是经世致用思潮或学风再现的重要内容和表现。瞿林东说：“鸦片战争前后，史学的经世致用之风再次炽热起来，而且带有民族危机的时代紧迫感。清代后期的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是一个突出的反映。”④此语既说明了该时段历史发展的特点，也表现了事物演进所具有的关联特性。 嘉庆时期就开始兴起的西北边疆史地之学，是近代中国边疆研究变奏的基础和转型的前提，但尚非近代意义上的边疆研究。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从整体上来说，虽然是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对边疆研究较为集中的时段，但仍是传统王朝视野下的“夷夏”叙事模式。当然，它也逐渐具有了一定的“外向”意识。例如，魏源、姚莹、何秋涛等人在其相关著述中，反复说到“夷”或“外夷”，此点与传统“夷夏”的指向及内涵已经有了差别。二是这一时期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著述及此前有关西域的撰述，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传统“天下”观念的书写或阐释。何秋涛就说他编撰《朔方备乘》“备用之处”的第一点，就是“宣圣德以服远人”。⑤这一论述，显然是传统“天下”观的叙事理念。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早期条约确定边界的开始；尔后，雍正、乾隆时期也进行过与俄国等邻国划定“边界”的工作。李大龙认为，从清朝疆域属性的视角观察，《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清朝开始了由“传统国家”向“主权国家”的转变趋向。⑥许倬云观察到，为签订《尼布楚条约》，康熙帝开始了解到地图工作的重要性，并在传教士白晋等人的参与下，完成了《皇舆全览图》的描绘；而后雍正、乾隆两朝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西部地区地图。乾隆时，还完成了更为扩大的《乾隆内府舆图》，该地图包括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这两幅地图，有利于“中国界定自己的疆域”，并对自己疆域“有明晰观念”。然而，许倬云也指出，其时西方文化信息在中国激发的影响“相当局限于实用方面，未引起中国学术界以西方为对比，而对中国文化有所反省”，中国“还没有觉察世界正在改变，依旧沉溺于天朝上国的自大”。⑦就思想的内在发展脉络观察，上述过程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王朝体系下的“天下”视野和“有疆无界”的认知传统，故也谈不上从传统的朝贡体系向近代条约体系的转向。在上述过程中，朝野上下虽然开始对边疆、边界事务有了更多关注，但没有形成明确的主权观念，对边疆及其内涵的认识亦属传统认知。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对边疆认识的视野、思维、关注的空间范围等开始产生明显变化，成为近代边疆研究转型的重要分界点。嘉庆时期开始兴起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已经具有了“外向”意识，但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时人的边疆认识或研究才逐步具有明显的“世界地理”视野。同时，以往尚在天下思维下展开的边疆研究，因西方侵略的刺激及西方地理知识等的传播，时人对国家主权、边疆的认识逐步发生变化，传统的天下观念开始动摇，不过尚未形成完全的国家主权意识。此外，因内外危局的影响，边疆研究关注的空间范围也不断扩展，边疆研究的内涵亦有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