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当“废科举”百年时，笔者曾有过一次发言，其中以“传讯系统”(signaling system)的观念来说明“废科举”使得行诸久远的一套识拔人才的“传讯系统”失灵了。因此，在本文一开始要强调“人的现象”包含各个方面，可以从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学等各种方面来了解。许多历史现象可以从其他学科得到“说理的资源”，社会科学便是其中一种。在比较深入地考虑“废科举”与“传讯系统”这个问题后，这个主题所要讨论的主要有两点：(1)人群学(prosopography)的问题。凡涉及人群与人群之间的事务时，不管是人才的选拔、好坏的评价制度等，因为人们无法一一直接接触，加上“真理”不会从天而降，所以往往有以下将会讲到的种种特质(譬如“相互不透明性”)，故需要一套“第三者机制”。(2)经济学的“传讯机制”是一种“第三者机制”，可以借用来解释晚清废除科举事件，而上述两者是密切相关的。本文将先讨论“人群学”中的五种特质及“第三者机制”的形成，这五种现象及“第三者机制”是了解许多制度或现象的一个辅助。接着以科举与“传讯机制”为例来说明之。 (一) 首先要花费一些笔墨讨论数目较大的人群与人群之间所会产生的五种现象： 第一，人们习惯从“全知全能”的角度来理解事物，然而许许多多事物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未知的。当人群之间产生交涉时，相互之间基本上是不透明的，所以人才的识拔也一样应从相互不透明的想象出发。 第二，任何“呈现”基本上都只是部分的，不是全部的。以对人才的识拔为例，任何时代被认为好的人才，都只是所有关于好的人才定义中的一部分，被人们所识认的才能也是某人的部分才能，而不是一种笼统的所谓“全方位”的能力。 第三，既然在实际上没有全知全能，没有全方位，一切都只是部分的，那么便有“什么是什么”或“什么等于什么”的问题。这条思路使我想起17至18世纪的圣公会教师巴特勒(Joseph Butler)的话：自由即是自由，自由不“等于”其他东西。20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伯林(Isiah Berlin)便常常引用他的话，拒绝为自由再作定义。①而美国思想家伯克(Kenneth Burke)表述“什么是什么”，②便也在这个时候悄悄走近我们的思维世界，在什么“等于”什么之下，有许多可能性，而且它的定义经常随着时代环境而改变，譬如什么时候人们觉得“德”等于“才”？什么时候“美丽”等于白胖？什么时候“美丽”等于棕褐色的皮肤？又如什么是“人才”？在西方，“人才”是能操办各种事务的干才。在清朝，所谓“人才”是指擅长八股考试的人。 在涉及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实务时，“什么”等于“什么”便是经常要面对的挑战。每年我都要为一个基金会审查数以百计的申请补助计划书，顾名思义，我的责任是要选出值得补助的研究计划。但是，如果问什么主题等于是“好”的历史研究计划时，我注意到，包括我在内的委员们，每每会受到史学新潮的影响。通常很容易被计划书中出现的一些概念或字眼所吸引，如“新文化史”、“医疗史”等。计划审查如此，日常生活亦如此。以前人们崇拜理性与科学的力量，所谓的“好”是指尽量改变自然。现在所谓的“好”则往往是尽量保持自然、偏好有机。以前偏好化工产品，现在则偏好天然、无添加物的产品。 第四，“未来”是不透明的，人们通常在思考未来该做什么、该怎么做时，往往需要依靠各种符码的暗示。正如哈耶克所说的，人在无垠的道路上摸索前进时，对规则不是事事思考而决定是否跟随，往往是先服膺再想。③因为事情往往具有“部分性”，所以每个时代在不同的情境中选拔人才时，往往会突出几个特质，并将它们作为传讯的符码。譬如在东汉魏晋乡举里选的时代，人们评鉴人才时，要依靠许多“名目”。譬如《晋书·武帝纪》中说：晋武帝“令诸郡中正以六条举淹滞”，这六条分别是忠恪匪躬、孝敬尽礼、友于兄弟、洁身劳谦、信义可复、学以为己。这些“名目”便是人群与人群沟通的“符码”。在这些“符码”的传讯下，官方尽量依这些“名目”选人，而百姓也尽量表现出符合这些“名目”的行为以求中选。从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些“名目”与今天政府或公司所希望征求的人才特质是有不小出入的。人群与人群沟通的“符码”或“传讯符号”都有形成的过程，有些可能是偶然出现的，有些则是顺应时代现实而刻意设计的，但它们总是带着“部分性”。 第五，人群与人群之间基本上是相互不透明的，所以任何评价的确立，往往需要一个“参照系”。这就好像在网络评价尚未出现之前，一群游客初次走进风景区的老街，要如何在无数烤香肠的摊贩中选择较好的一家？如何在一个满是温泉的区域中选择一家汤屋？除了装潢的好坏之外，初来乍到的人群要透过什么沟通“符码”进行选择？是ISO认证，是执照，还是悬挂的名人照片、“电视台报道”，或是依靠排队人龙的长短，或是按招牌的新旧程度来选择？ 由于在人群与人群的互动中，经常出现上述五种特质：相互不透明及未知性、部分性、什么等于什么、传讯符码、参照框架，是“人群”与“人群”之间发生关系、进行某种选择时，经常出现的特质。所以涉及“第一者”与“第二者”之间——譬如政府与广大人民、雇主与求职的人潮等，既不能靠着古书中所说的逐一“貌阅”来进行，④再加上其他复杂的因素，则往往要靠“第三者”——即一套机制(set-up)来沟联。“评价”、“选择”、“制度”(或非制度性的机制)，⑤乃至一般人所认可的“真理”、“好坏”等，也不必然都是“从天而降”的，它们往往要经过一套“机制”来产生。不过这里要强调一点，“第三者机制”通常不是由上述五个人群学的特质所派生，但是在形成过程中却与它们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