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1)03-0120-13 光绪八年(1882)，云南省贿办军需报销事发，涉及该案而最终获谴者包括枢府大员、地方督抚、司道御史乃至户工等部下层书吏凡30余人，一时谓为大狱。①细察云南报销案的来龙去脉，梳理案件背后错综交织的人事、利益关系，不难窥见光绪朝前期清廷内部派系倾轧的复杂面相。因此，治史者多选择从政治史的角度对该案进行解读。② 云南报销案因军需报销而起。这起贿办报销案件，同样也暴露出晚清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诸如财政主管部门吏治腐败，各省外销财政③凸显，奏销制度陷入窘境而难以发挥稽核财政收支的正常功能等。该案发生后，清廷在组织干员彻查追责的同时，也迅速采取举措，力图弥补财政管理制度上的一些罅隙。云南报销案事实上成为光绪朝前期清廷整饬财政秩序的一根引线。从这些措施的实施及政策的着力点来看，清廷显然已认识到云南报销案所必然产生的内在根源，也开始注意到外销收支这一奏销制度之外隐性财政的存在，只不过在治理方策上，仍是遵循规复奏销旧制的传统路径。清廷这些规复旧制的努力，终究力度有限而收效甚微。撇开政治史的认知脉络，而从财政史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晚清时期这一重要的报销腐败案件，对于认识清季财政秩序崩坏的制度性根源具有重要意义。 云南报销案的案发及审结过程可以大概勾勒如下：④光绪七年正月，云贵总督刘长佑、云南巡抚杜瑞联委诸云南善后局总办崔尊彝办理该省军需报销业务。云南省的这笔军需报销业务，从同治十三年(1874)至光绪六年，涉及时间长达7年，所费银1200余万两，期长款巨。崔尊彝长期处理各项钱粮报销事宜，深谙其中曲折，料定部中书吏必定刁难勒索。此时正好有同僚潘英章升补永昌知府，须进京引见。崔尊彝便委托他先到京城探听门路，打通报销关节，并将一笔十余万两的巨款预先汇至京城山西票号，作为其在京活动费用。潘英章到京后，四处活动，先后找到太常寺卿周瑞清、户部候补主事龙继栋、御史李郁华以及负责核办此次云南报销的户部云南司主事孙家穆等。经众人说合，孙家穆承诺，云南方面拿出一笔8万两银子作为兵、工等部的津贴，报销可保通过。光绪八年五月，崔尊彝到京与潘英章办理钱款交接时，云南报销进展尚属顺利。涉及户部的款项约为947万余两，⑤已经户部核准复奏；涉及工部的款项约为93万两，⑥已经工部议准，只是尚未会奏；剩下160余万两，归兵部核销，兵部以未经造册议驳。全案虽未全部完结，但大局已定。潘、崔二人随即放心离京。 但潘、崔两人离京不久，事态发生逆转。先有御史陈启泰上奏弹劾太常寺卿周瑞清包揽云南报销，户部司员书吏含混办结；后有掌云南道御史洪良品，奏陈云南报销环节中户部有索贿情节，矛头直指户部堂官景廉、王文韶等。言官的纠弹，引起朝廷的重视，清廷立即派刑部尚书潘祖荫(后为张之万)、理藩院尚书麟书等人调查此案，继又派新任户部尚书阎敬铭、刑部侍郎薛允升会同查办，醇亲王奕誴、工部尚书翁同龢参与会审。涉事官员周瑞清、龙继栋、李郁华等先后被停职候审，当事人崔尊彝、潘英章解部质讯，涉案书吏除事先外逃外，余皆被控制查办。讯出涉案总金额21.3万两，除崔、潘等人的私款7.74万两，崔尊彝借用天顺祥票号银2.8万两外，涉及报销津贴银实共10.76两。其中在孙家穆家过付的8万两，或作为办公经费，或作为津贴，被户、工等部司员书吏瓜分，余银2.76万两被查明为崔尊彝挪为私用。但还有崔尊彝借用票号的2.8万两究竟作何使用，是私自开销，还是送了碳敬，抑或作为贿赂送给了景、王二人？因当事人崔尊彝途次病故，无从查考，即质询潘英章等，也不能指出确据，只能作为私款模糊处之。光绪九年五月廿七日，翁同龢等将案情上呈，云案奏结。 涉案各司员、书吏均遭严惩。虽未发现原枢臣景廉、王文韶有明显的受贿情节，但作为户部堂官，于下属司员得受不枉法赃毫无觉察，难辞其咎，分别交部议处，降二级。前任云贵总督刘长佑、巡抚杜瑞联对属下贿办报销，事先未能觉察，交部分别议处，降三级。案发后，现任云贵总督岑毓英未及时将该省挪用银两查明实数具奏，也得到降一级的处分。 光绪八年发生的云南军需报销案，牵涉面广，影响大，震动了当时的晚清政坛。该案的审理历时两年多，最终虽得以完结，但至少有如下三点使不谙内情者颇感疑惑： 其一，云南报销案中涉案金额是否都为应销款项？既然应销，为何还需贿赂部员？从云南报销案的审理结果来看，涉案人员多以“不枉法受赃”作为定罪的根据。何为“不枉法”？光绪九年五月廿五日翁同龢等在东暖阁向慈禧汇报案情、解释完赃减罪律例时云：所谓枉法、不枉法，指应销、不应销而言。⑦枉法即指不应销而销。云南报销册籍的核销涉及到户、兵、工三部，除兵部以造册不全为由没有同意准销外，户、工两部均声明，云南省报销的均是“非不应销之款”。但张佩纶在《云南报销案可疑三端片》中即指出，云南此案报销，将岁支杂款全行纳入军需，并风闻银数出入总散不甚相符。⑧鉴于此，光绪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的上谕，曾要求户、工两部再选派廉干司员8人，将云南报销案中所有报销册籍查照例章，秉公详细复核一遍。工部主事曾稣即是8人中的其中一员。九月二十六日他前往工部尚书翁同龢处回事，意欲以“照复”二字将此事支吾过去。⑨可见在曾稣看来，工部的准销程式应没有问题。但翁同龢极其慎重，饬令其细查再定。十一月二十一日，《翁同龢日记》载：“夜福至来，问以云南报销事究竟能自信否？则对曰能信，气颇激昂也。”⑩福至为工部司员，曾参与过云南报销册籍的审核工作。十一月二十四日翁同龢入署，再次碰见已放御史的曾稣，“该司以为无可查核，余命就淮军等报销册比较。遇瑞公，瑞公亦有应准之语也”。(11)翁同龢仍令将云南报销册比照淮军报销册进行复查，结果发现，云南的报销比淮军的报销还有所节省，正如十一月二十七日《翁同龢日记》所云：“入署，复查云南报销事，大致虽较各营为减。”(12)十二月初十日，工部核复云南报销“应准”情形，奉旨依议。(13)但工部的核销是否真的就无擗可击，尚是疑问，因为前引翁同龢十一月二十七日日记末了还有一句话：“究未行查兵部，终属疏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