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狂犬病防疫下的犬类管控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二刚,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原文出处: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犬类是狂犬病毒的重要中间宿主。为预防狂犬病,上海从晚清即对犬类实施管控。全面抗战前,租界虽对犬类施行有效管控,但华界并未管控犬类,后来华界政府颁行章程取缔野狗,但该章程却未被卫生局有效执行,因此,狂犬病在彼时的上海依旧频发。战后负责犬类管控的警察局采取家犬登记、持续捕杀野犬以及强制家犬注射狂犬疫苗等措施,在减少野犬数量的同时,也减少了人感染狂犬病毒的病例。因此,管控对人类有疾病传播风险的动物应在一定区域内联合进行,亦需加强执行部门的参与。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21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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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21)02-0122-11

       伴随着城市的飞速发展,近代上海在吸引大量人口汇聚于此的同时,也成为了包括传染病在内大量疾病的汇集地。学界对近代上海疾病和防疫史的研究关注较多,其中以李玉偿全面考察了因环境变迁而引发的传染病对近代上海社会影响以及为消弭这种影响而采取的种种措施,马长林等考察民国上海传染病防治社会环境的形成以及其对上海公共卫生体系发展的推动和促进,刘岸冰较全面探究民国时期上海传染病的概况和防疫工作,胡勇考察鼠疫、霍乱和麻风病对近代上海社会的影响,彭善民条分缕析地梳理近代上海公共卫生的发展以及论证其与近代上海都市文明进程之间关系①等成果最值得关注。然在近代上海疾病与防疫史的研究中,如何处理对人类有潜在疾病传播风险的动物,是学者们尚未充分关注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在人类所面临的传染病中,有不少动物是一些传染性疾病病毒的潜在宿主,管控好这些潜在的宿主,对于一些传染病的防控至关重要。本文以近代上海狂犬病防疫下的犬类管控为对象,考察犬类管控举措的缘起、发展及成效,并探究如何有效管控好以犬类为代表的对人类有疾病传播风险的动物。

       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人兽共患疾病,人和所有的温血动物对狂犬病毒都易感,该病在全世界广泛分布……该病一旦发病目前尚无法医治,又由于动物传染源广泛存在,控制难度很大。②狂犬病目前已被我国列入乙类传染病。上海至少在1874年就已有人感染狂犬病毒的记载,当年的《申报》载:“月余以前,上海海关内一西人名革来者偶被土狗微微咬啮……至礼拜一,在虹口之住宅内顿觉癫狂大发,疯瘈之状突然显露,未几狂躁愈甚,其气象憨猛可惧,如欲噬人……恐无有医治之善法也,此人之命数殆已定矣。”③此后狂犬病一直肆虐于近代上海并一度是彼时上海重要的传染病之一,如1946年10月上海市防疫委员会公布的上月传染病患者中“计霍乱一三七人,伤寒六五人,痢疾四三人,白喉四六人,疯犬病有三百人之多”④,狂犬病患者占该月所公布传染病患者的一半以上。

       虽然犬、猫、狐、兔等动物均为狂犬病毒的潜在中间宿主,但在近代上海“犬类的繁殖旺盛,容易感传狂犬病的病原,并且人类接近犬类的时间较多,所以人类的狂犬病,多数是被犬咬而传染”⑤,因此为预防狂犬病,近代上海对犬类的管控尤为值得关注。

       上海至少在19世纪70年代即已认识到疯狗噬人可致人染病甚至毙命,当时报载:“癫狗之毒不必噬及肤肉,即咬人衣服亦能中毒,不过略分轻重已耳,近见里中有数人被咬者,所伤甚微,并不介意,乃将及百日前后,无不狂呌乱跳而死,可惨孰甚焉。”⑥虽是如此,但此后上海疯狗咬人事件频发,相当数量的人因被疯狗咬噬而就医,且不少人因感染狂犬病毒而毙命。之所以出现此种状况,和近代上海较大规模的犬类数量、一定时期内治标不治本的犬类管控措施等息息相关。

       一、近代上海犬类的规模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前近百年间,包括地区扩大的因素在内,整个上海地区的人口增长了9倍左右,净增长的人口数亦达近500万人。这不仅在我国其他各大城市没有发生过,而且在世界城市人口史上亦是罕见的。”⑦近代上海在人口大量增长的同时,出于不同用途的犬类数量也随之有一定规模的增加,近代上海的各种犬类数量虽无精确数字,但可以估算其规模。以1930年为例,彼时华界17个市辖区之一的真如区,“全区户数为五千四百十户,而农户有四千五百二十四户,占全数百分之八十三强,而农户之畜犬者居十之七八”⑧,按如此比例计算,仅真如区内农户们所蓄之家犬就超过了3100头。与此同时,随着西风东渐,玩犬、警犬、猎犬、军犬等不同用途的犬种,在近代上海也有相当的数量,以警犬为例,1930年报载“饲警犬者,有如风起云涌,上海一隅地已逾千头,他日将更盛”⑨。此外,这一时期租界还捕杀了一定数量的野犬,如1930年9-12月公共租界警务处在捕房犬舍处死的无主之犬数目分别为327头、⑩330头、(11)257头(12)和255头,(13)仅公共租界在这四个月内处死的野犬数目就超过了1150头。如若以此估算,1930年整个上海地区的各种犬类数量应超过五千头。此后的时间内,上海的各类之犬数量仍保持或超过这一数目,如1948年据上海市警察局的统计“综计去年一年,共捕杀野犬一四七二五头……家犬登记共二七四四五件”(14),该年上海的犬类数量应超过四万头。

       近代上海之所以有如此规模的犬类数量,与时人对犬类的高度认可密不可分。民国时期,有人曾在报纸上发文说:“天生犬,为人伴、为人役,故赋以高抗不欺之性,或友或敌,胥能因利害之别,而深识不忘,具人类之智慧,而无人类之奸诈……举世滔滔,欲求一不诈欺,而不忘恩之良友,其惟犬乎,犬之事主也,不问贫富,不分壮衰,虽风霜严雪,饥寒颠困,而含辛茹苦,不苟流俗。”(15)近代上海居民私人养犬有着不同的需求,家境优渥的中外居民出于自身爱好,豢养不同品种的犬类作为自己宠物以供消遣,甚至花高价将所养之犬送往专门学校训练其某些特殊技能,如20世纪30年代位于海格路的猎狗学校,“每一狗学生,按月收学费膳宿费50元,每天授以各种技术,将来毕业后,可以寻失物,取东西,捉强盗,并且指挥自如,了解人意”(16)。家境一般的养犬者希望其能看家护院,保护自身财产,如时人所说:“夫犬之效用,所以辅警力之不逮,犬忠所职,而又机警异常,一闻声息,狺狺而吠,主人闻声而为之备,故畜犬之家,小偷每为裹足,且遇盗匪肆刦,一犬狂吠,众犬附和,附近村民闻警相告,起而与抗,盗为之敛迹,此犬之效用也,故乡民之爱犬,无异阿拉伯人之爱马,视若家人者然,虽有极贫之户,饔飱不继,亦每喜豢犬。”(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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