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地方政府对南海诸岛的调查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莉媛,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州 510000;刘永连,暨南大学 中外关系研究所,广州 510000 张莉媛,女,河南郑州人,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外关系史;刘永连,男,山东梁山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外关系史,通讯作者。

原文出处: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地方政府主导或配合中央政府,先后对南海诸岛展开多次调查。历次调查活动规模大小不一,各有侧重,调查结果的影响也相差甚远。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因时因势组织的调查活动,对内来看,不断完善并提升了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海疆意识和管辖能力;对外来看,有效地宣示了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21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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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122(2021)01-0016-12

       DOI:10.13307/j.issn.2096-3122.2021.01.03

       晚清民国时期,我国依次将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纳入治理范围。广东地方政府作为南海诸岛的行政管理者,为了解各岛详情,有效管理海疆,曾多次组织或参与对南海诸岛调查,其中东沙群岛5次,西沙群岛3次,南沙群岛2次。郭渊[1]、刘永连[2]、黄瑶[3]、王静[4]等人探讨了晚清收复东西沙群岛、1928年的西沙群岛调查等问题。不过从南海海疆治理史角度看,其他调查亦不容忽视,而系统梳理这些调查活动尤为重要。本研究以广东省档案为基础,拟从整体上梳理东、西、南沙群岛的调查活动,考察历次调查始末,评价其历史意义及局限性,并探究其历史发展线索。

       一、晚清调查:确定主权,筹划开发

       自地理大发现和西方殖民者东来,南海即因其独特的战略地位及丰富的海洋资源,引起列强觊觎。其中英国勘测的触角“遍及中沙、西沙、南沙和东沙群岛,非法勘测的次数也最多,近30次”[5]。德国从1881年起多次勘测西沙群岛,“绘制海道图,收入航海集,勘测的内容包括岛屿的经纬度、面积、地形、水深等情形”[6]133。尤其至20世纪初,日本以“水产南进”政策鼓动商人、渔民染指南海诸岛,不久日商西泽吉次窃居东沙岛并引发主权纠纷。为了避免重蹈东沙岛覆辙,张人骏派员对周边海岛实施勘测。

       (一)东沙岛

       南海诸岛中东沙岛距离陆地最近,有异动也最易被发觉。光绪三十三年(1907),日本商人西泽吉次纠集百余工人,窃居东沙岛。此外,光绪三十四年(1908)八月,英国政府提议蒲拉他士岛(东沙岛)设立灯塔。东沙岛主权面临危机。

       由于外务部给出的东沙岛经纬度有误[7],且“蒲拉他士岛”系英文名,两广总督张人骏“遍考舆图,似非粤省辖境”[8]5。提议前去考察,但“粤省无大兵轮”[8]4,外务部以尚无确切证据证明该岛属于中国领土,无以声明主权,南洋水师亦不便派舰勘察[9],导致调查被搁置[7]。经过不懈考证,后在民间访得“该岛粤人呼为东沙,居汕头正南,距汕头约一百五十英海里,确归粤境管辖”,当即决定“由粤派员乘海关巡船,偕同南洋所派飞鹰兵轮前往”[8]7,详细查勘。

       宣统元年(1909)二月十二日,飞鹰舰侦查东沙岛,由于“船弁粤员,操英语粤音。该岛日人,均诿不解。虽就台湾日籍人,用闽音问答,粗得崖略”[8]9,只看到岛上建筑分布及日人生产的概况。

       二月十八日,经过悉心筹划,飞鹰舰再赴东沙岛。调查人员除前福建烽火门营参将尽先副将李田,赤溪协副将吴敬荣,水师提标右营游击林国祥,试用通判王仁棠,东文翻译委员廖维勋等[8]12,还有九龙税务司熟悉测量的税务员德乐师氏,“海关卡里森氏携带照相机前往”[10]。调查持续3天左右,二十一日返回。此次调查为日后的交涉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首先,该次调查“查明蒲拉他士即东沙岛情形”,从香港轮行16小时可达,“岛之东西沙碛,因抱作半月形,产玳瑁,多磷质”[8]18。卡里森将岛上磷矿采样作标本带回,经香港士丹利街化验所进行化验,得知“盖贵重之肥料也”[10]。

       其次,据翻译人员与岛上日人主管浅沼彦之亟沟通得知,“日人自丁未(1907)秋到该处经营”[8]14。西泽在岛上的事业,“并非公司,系个人生理,亦未知日政府曾否与闻。惟去年夏,台湾曾派官吏六人至此”。现在有员工100多人,“日本商轮约每月一至或二三至不等”[8]15。调查人员拍摄了岛上日人的样貌,岛上的铁路、码头、房屋及停泊船只,成为日后交涉的有力证据。

       调查期间,恰逢香港新泗和渔船路过,渔商梁应元向调查人员介绍了我国渔民在东沙岛栖息捕鱼、修建神庙等开发情况,并控诉日商屡次欺辱我渔民等事实,将其写成供词。

       在铁证面前,日使才放弃“无所属之岛屿”[8]24之说,承认东沙岛属于中国。接着估值日商在岛物业,日使声称值60余万元,张人骏要求“应由两国派员,详细公平估值,由中国收买”[8]32。但日商摧毁岛上庙宇,驱逐沿海渔户所造成的损失,需要赔偿。日使同意。为了核算岛上物业的价值,开始第三次赴岛调查。

       六月初一,洋务委员魏瀚、苏锐钊、薛永年等赴岛估值物业,核准实际价值仅10万6百元。经过多番谈判,“定为毫银十六万元。西泽交回渔船庙宇税项等款,定为毫银三万元。其实即是实收十三万元。我方遂亦应允”[8]36。双方画押互换后,约定时间交接。

       十月初二,督署札委宝壁轮船管带王仁棠、水师总管张斌元、偕同日本副领事掘义贵及日商西泽,乘坐宝壁轮船共赴东沙岛,举行交接点收仪式。善后局、劝业道各道员带兵勇护卫,清点岛上物业,“即于是午鸣炮升旗,行接收礼。并由广海兵舰,燃贺炮二十一响,以伸庆贺”[8]71-72。从仪式上正式确定了清朝对东沙岛的主权所属。

       在此次赴岛接收人员,除了善后局、劝业道的官员,还有试验场委员伦敦大学化学毕业生利寅,水师提督李准特派的黄埔船坞绘图生魏道和,以及后期筹办东沙岛的得力干将——丁忧补用知府蔡康。他们随赴东沙岛,体现出张人骏为后续开发东沙岛做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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