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20)06-0080-11 DOI：10.12192/j.issn.1674-2338.2020.06.007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总体上已呈现出老龄化和少子化的趋势，尽管还存在城乡、区域之间的差异，因而照料问题也成为育儿和养老过程中的核心难题，继而使得它从传统意义上私人领域的家庭议题，延伸为公共领域讨论的社会和政策议题。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向来以独特的家庭文化传统著称的中国社会，为何也会出现照料的问题化？其背后的成因是什么，家庭及其变革在其中充当了怎样的角色，并且对未来的政策选择提出了怎样的路径需求？尽管人口学、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等领域的学者已经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洞见，然而其中与家庭变革相关的探讨往往是疏离的，较少纳入这一宏观的思考框架中，或者仅仅视为理所当然的背景而遭到忽略，而这正是本文想要梳理和分析的起点。 一、照料的问题化：特征与逻辑 照料的问题化并非新现象。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照料问题就已经率先成为发达国家政府介入福利体系和政策干预的重要领域，同时也是社会政策研究中的热门话题。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个过程经历了从家庭照料到社会照料(social care)的过渡：一方面与西方社会第二次人口转型带来的所谓“照料赤字”(caring deficits)有关，即随着人均寿命的增长、婚姻和家庭模式的变迁以及越来越多女性走出家庭进入职场，传统意义上以家庭承担为主的非正式照料活动已经无法支撑或满足日益增长的照料需求，因而需要寻找更多途径或配置更多的社会资源作为照料供给；另一方面，也跟女性主义带来的有关性别、家庭以及照料劳动的重新认识有关，对于照料的女性化、私人化所隐含的不平等的关注和批判，进一步推进了社会对照料的公共化或多元化理念和制度的支持。事实上，“照顾①如何在国家、市场、社会和家庭之间及各自内部进行分配变为福利国家研究的重点范畴之一”[1]。也就是说，照料的问题化不仅体现在照料劳动的供需不平衡上，而且还体现在照料的性别化、阶层化这些不平等议题中，成为社会治理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 (一)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照料问题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照料问题化，同样首先表现在照料需求旺盛而供给不足上。随着人口流动以及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长期以来基于家庭主义架构的家庭成员或亲属之间的照料和支持越来越难以维系或不可持续；与此同时，公共照料机构和相关服务体系的建构尚在初级阶段，处在极度缺乏或不足当中，原先残补式的孤寡儿童和老人福利照料模式远不能满足社会尤其是普通城乡居民的需求；而近些年来快速生长的市场照料由于品质良莠不齐而常缺乏信任度，或者仅能满足少数阶层的支付能力，无法成为可替代的普遍选择。因而在实践中，家庭照料或者家庭成员监护下的居家照料依然是中国社会当下最主要的照料途径和方式。在这种模式中，家庭作为照料的主体责任单位承受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而这跟全球化以来家庭结构和模式的变迁趋势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冲突。换句话说，家庭照料既体现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和爱之责任，同时也往往成为压垮家庭亲情与爱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中国加入全球化是与改革开放进程以及市场经济的成长同步的。过去40年来城镇化的步伐和人口的国内外流动伴随着机会与财富的增长，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结构和阶层的分化，家庭成员之间的分离或流动也成为一种常态。由此家庭内部传统的照料功能和模式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因为照料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是要满足照料者与被照料者之间的日常共处，保持空间上的“在一起”和时间上的陪伴相守，而这对于转型时期的大部分家庭来说并不容易实现，由此也给市场雇佣照料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正因如此，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不同，照料劳动早就被学者称之为一种复杂的“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即照料者与被照料者之间通常会产生紧密的情感依赖和联结，同时也会因其他诸如性别、代际、阶层、族群等交叉因素的嵌入而呈现复杂的权力关系。[2] 面对全球化时代家庭照料的困境，最基本的应对方式无非是一方面提供更多的公共照料和服务支持，另一方面开放市场化照料作为替代性的补充。一些国家和地区之间跨国的家政服务产业链应运而生，甚至形成了家务劳工输出和输入的国际分工以及相应的制度支持体系，其中来自第三世界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如菲律宾、印尼、越南等地的外籍保姆构成了“全球保姆链”中备受精英和中产家庭认可、同时又因其刻板化标签而被赋予不同市场价位等级的主体人群，即学者眼中的所谓“跨国灰姑娘”。[3](PP.6-9)相比之下，中国转型社会的城乡、区域差异和分化为市场照料所需劳动力的自产自销提供了可能，事实上来自广大农村或者城市底层的女性构成了市场雇佣照料的主要承担者。除此之外，中国的照料者还显现出其特有的年龄和代际特征，如家庭内部长辈参与的隔代育儿照料成为普遍现象，出现令人瞩目的“老漂”族；同时市场提供的雇佣照料者也通常以中老年女性为主，其中除了月嫂和育儿嫂相对年轻之外，老年看护中甚至低龄老人照料高龄老人已成为一种主流模式。也就是说，除了性别化和阶层化之外，中国社会和家庭还呈现出照料者的高龄化趋势，有学者称之为照料劳动的“代际转包”或“市场外包”。②这种转包在带来某种程度上照料需求的有限满足的同时，也引发了家庭与社会的种种焦虑和不安。那些处在社会底层和边缘的中老年女性劳动者，其价值并未在劳动力市场得到充分体现，她们或者混杂在亲情、责任和道德的绑架中无力挣脱，或者在家人和雇佣家庭的双重照料需求中左右为难甚至撕裂。所有这些给市场化照料的雇佣双方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