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和智能手机普及，网络社交软件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工具之一，尤其是对于网络原住民的青年人，更是一早就开启了网络社交的“潘多拉魔盒”。在基于传统的血缘、地缘、业缘等现实社会关系网络之外，虚拟空间的人际互动也在发挥着扩展关系网络的作用，且出现了现实社会与虚拟空间的关系网络交织和重叠现象[1]。同时，在青年人群体中广泛存在着虚拟空间人际互动的新载体和新形式—微信群、微博、朋友圈、点赞、转发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创造了社会关系网络的新形成机制。青年群体网络社交的新载体、新形式和新机制催生了现实生活社会关系和虚拟空间社会关系并存的现象，这对传统的社会关系理论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理论革新和拓展机遇。 一、文献回顾与评述 无论是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互动，还是虚拟网络空间的社交行为，都与搭建社会关系网络，维系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情感，收集和获取信息，获得社会资本有密切联系。格兰诺维特于1973年发表的“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关系力量的概念，基于互动频率、感情力量、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等四方面尺度将关系区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2]。格氏认为，强关系的朋友圈重叠度高，信息同质性强，主要承担群体内部的纽带作用；而弱关系的主体异质性强，信息传播需要经过较远的社会距离，因此促进了信息、资源大范围的传播与交换。依据强弱关系在信息传播上的不同特征，格氏提出了“弱关系充当信息桥”的判断。格兰诺维特提出弱关系理论以及随后引入嵌入性概念，引发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开启了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热潮，进而带动社会资本、结构洞等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发展。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社会资本由社会关系、资源的数量与质量两部分组成[3]。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来自“社会结构”的资源，封闭而稳定的社会网络结构有利于个体动用社会资本[4]。博特认为社会资本是关系中蕴含的资产，提出“结构洞的社会资本”，这一论断与格氏所提的“弱关系”效用有所呼应[5]。当然，也有部分研究认为弱关系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威尔曼和沃特利认为强弱关系的作用各有侧重，在不同情境下强弱关系能够满足不同需求，弱关系并不具有绝对的优势[6]。 中国学者在验证格兰诺维特弱关系理论的过程中有一些新的发现，研究者较为集中的共识包括中国社会中关系与西方社会中关系的背后所蕴含的情感、义务、信任、互惠等方面具有较大不同。潘允康与林南认为以纵向关系为主的中国家庭对社会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得中国人的行为选择呈现出明显的类似亲属的强关系依赖特征[7]。边燕杰在开展职业流动调查时也同样发现了这些中国的人际关系，并提出“强关系假说”，肯定了在中国社会中强关系能够在基于信任与义务的基础上为个体提供代价更高的帮助[8]。中国社会中强关系扩张的能力与价值在后续的研究中也得到了体现，亲属与朋友两类强关系构成了个人获得实质帮助的社会网络[9]，在精神支持与财务支持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0]。边燕杰将关系定义为行动者之间特殊主义的、带有情感色彩的、具有人情交换功能的社会纽带，以体现中国文化下关系所具有的感情、人情、面子、回报等丰富的行为内涵[11][12][13]。中国学者对弱关系理论也提出了一些反思。李继宏批评格兰诺维特对关系概念的设定没有考虑历时性、不对称性、互为主体性，把关系的向度和强度看作静止的、对称的和二元对立的概念建构[14]。刘林平也认为关系并非既定的、静止的，“弱关系理论”的强弱二元性无法解释人际关系的动态变化，并立足于关系发展的历时性与动态性，通过增加时点的方式，形成了四种关系组合类型：强关系、弱关系、弱强关系和强弱关系[15]。 中国学者对弱关系理论的验证、延展和批评多集中于现实生活的人际互动和社会关系网络，其研究工具和测量手段是基于社会支持网、春节拜年网、餐饮网等。即便是一些调查研究中设计了与虚拟空间社会关系研究，也最终把落脚点放在现实生活中人际互动和关系网络[16]，其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研究者自身的路径依赖，习惯性将虚拟空间的关系归结于现实生活的关系；二是虚拟空间人际关系网络测量难度大，依靠线下问卷调查恐怕难以准确测量，而大数据方法往往因为数据难以获得无法施行；三是格兰诺维特提出的依据现实社会人际互动的类型化的强-弱关系概念不能够完全适应虚拟空间社会关系的分析。 事实上，现实社会和虚拟空间是“由一个相互交错或平行的网络所构成的大系统”[17]，网络的普及使得人们借助信息技术又编制了一张“崭新”的社会关系网，两张看似平行的社会网却又凭借着主体节点的对应关系而产生交集，为社会关系类型化的研究增添了新维度。Rheingold也指出发源于网络的社会关系存在，但并不仅存在于虚拟空间，网络社交关系伴随互联网的普及已经发展出新的活力[18]。戚攻认为网络社会是“‘依存’于现实世界的，其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并非现实世界的‘翻版’，而是提供了发展的多样性选择”[19]。童星与罗军认为网络社会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本质上也是现实的，是一种新的社会存在方式[20]。 更多的研究发现，在虚拟空间中社会关系的影响要比现实社会更为复杂。现实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可以在网络社会中“生产”一个或多个节点，从而形成更多的连接，以使得自身网络不断向外蔓延。相关调查也显示，互联网的使用对个体的远程参与和本地参与都具有正向作用，增加了与朋友和亲戚的当面和电话联系，无论其所处位置是邻近的还是相隔较远的[21]。Wellman还指出网络社会改变了原有以家庭或群体为节点的社区网络，个人成为连接的主要单位，每个人都具有选择与创建个人社区的权利，而不是像他们周围的人一样融入同一个群体[22][23]。人们可以通过网络间的切换和操作，将资源从一个网络转移到另一个网络。这意味着个体与另一个网络的联系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创造了联系、贸易和合作的可能性[24]。Buettner在对求职社交网站LinkinIn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分析发现，求职过程中关系的作用远比弱关系理论假设复杂得多，他比较了现实社会关系网络和网络空间社交网络在集中度、对称性、影响方向、关系强度和动态性五个方面的差异，在控制了一些条件的前提下，弱关系与求职的成功率可能出现负相关关系[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