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城市历史的缠绕

作 者:
侯深 

作者简介:
侯深,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侯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环境史、城市史。

原文出处:
史学集刊

内容提要:

堪萨斯城崛起于密苏里河与堪萨斯河的交汇处,是一个依赖大平原的农牧业所建立的美国中西部都市。铁路助力资本打破了自然的种种限制,令大平原转化为堪萨斯城的腹地。虽然征服自然以实现城市经济的永续增长,一直是堪萨斯城,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与经济文化的野心,但是成为腹地并不意味着自然完全受到资本与技术力量的操纵,更不意味着自然的消失。作为一种自发的、独立的力量,自然以其丰饶奠定城市发展的基础,也以其极限挑战着城市发展的野心和规划。在堪萨斯城的故事中,1930年代的尘暴与1951年的洪水以灾难的形式迫使这个城市去适应新的生态现实。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21 年 05 期

字号:

       DOI:10.19832/j.cnki.0559-8095.2021.0017

       1950年,在堪萨斯城正式建制一百年之际,该城最大的报纸之一《堪萨斯城星报》出版了一期百年特辑,题目为《今日之城崛起于昨日之滨河小镇》。这份特刊的封面是两幅嵌套的彩绘图片。下方较小的一幅图片中,站立着一位手拄来复枪的拓荒者,身旁是头戴羽毛的土著人和一架双牛驾辕的篷车。画面中拓荒者的背影坚毅而笔直,他身旁的土著人则显得矮小卑微。拓荒者眺望着流向远方的密苏里河,近处是一艘小小的平底驳船,稍远处一艘冒着滚滚浓烟的汽船向西驶去。河岸芳草萋萋,在较平坦处排列着七八座低矮的小楼。屋宇之后是一片绿意盎然的山丘。这幅较小的图片嵌入占据整版的大图之中。在大图中,依然屹立着男子的背影,依然流淌着迢迢的河水,依然摇曳着堤岸的高草,但是一桥飞架南北,在宽广的大河北面,是一座巨大的、高耸的城市,山丘已无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连天入云的大厦。对现代的美国城市而言,只有当这些大厦勾勒出城市的天际线时,它方可被骄傲地称为一个大都市。男子的身旁不再有土著的陪衬,他一手插在西装裤的口袋之中,望向的也不再是荒蛮的西部,而是因汉尼拔大桥而极大便利了对外交往的城市。河上的汽船已经消失,篷车早已是历史的陈迹,昔日的河港小镇伴随汉尼拔大桥的修建,逐渐成为美国中部密集铁路网的中心。大图上方一架飞机驶向城市,标志着一个新的交通时代的到来,似乎也宣告着一个河港与牛镇(cow town)时代的落幕。①

       在1950年大加速(the Great Acceleration)时代到来之际,百年的堪萨斯城野心勃勃、充满生机。②土生土长的堪萨斯城居民渴望讲述自己城市的历史,如同所有热切地赞美家乡的人们一样,他们兴致盎然地回忆着过去的苦难与辉煌——如何筚路蓝缕、百折不挠,如何以普通人的聪明智慧创造出今日的富强。在他们的讲述中,一个胜利的故事逐渐成形,它的基调是进步的,节奏是迅疾的,气质是民主的,信仰是自由的,它将是一个典型的西部故事,也会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故事。在那些对一个城市深具认同感的人们的笔下和口中,个体的城市传记类似于个人的传记,而人们愿意去记录并且传扬的是成功者的故事。历史学家如是,普通人更是如此。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关乎成功的故事,一个昔日只有数十人的皮毛贸易小镇成长为横跨堪萨斯与密苏里两州、人口近300万的大都市,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不但为无数前赴后继来到此处的人们提供机遇、希望和财富,也为西进的人们提供了最不可或缺的能量——食物。

       但是,胜利的故事并非总是历史的全部,苦难历程的终点并非必然导向辉煌。取代胜利或者进步叙事的,也不仅有衰败一途,而更有可能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故事。已经有很多人在讲述这个新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到一部分人如何为了另一部分人的成功而付出代价,以及前者作为个体或群体所罹受的不公、挫折和失败。然而,就像历史不仅是关于某一个或者某一种人的成功故事,它同样也不只是关于“人”的成功或者失败的往事。为成功而付出的代价经常由人类以外的生物及其赖以生存的环境所承担,而自然环境的变迁反过来会影响人类及其创造物,如城市的存在方式、历史轨迹与权力关系。

       堪萨斯城的成长历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芝加哥在大平原上的翻版,它距离芝加哥800公里,同芝加哥的情形一样,讲述它的故事,同样需要回到大西部,回到高草与短茎草草原、玉米与小麦农场,回到牲畜围栏与肉类加工厂之中。1991年,环境史学者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出版了《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与大西部》。③在此书中,克罗农打破了城市的既有行政边界,将之放入一个更为辽阔的生态与历史维度中进行讨论,开创了环境史研究的经典叙事。他通过“商品流动”(commodity flow)对都市(metropolis)及其腹地(hinterlands)④的影响展开二重研究,在自然的生态系统与城市的经济系统的交叠层面上,探讨芝加哥得以成为中西部最大都市的根源。城市资本的力量借助铁路、冷冻罐车等现代技术将大西部变成芝加哥的生态腹地,为城市提供其所需的资源和食物。在这个过程中,草原转化为麦田,牲畜取代了野牛,五大湖区的森林成为建筑材料,大西部的自然被不断地商品化(commodification),而芝加哥作为这些商品的集散地逐步扩张,成为自然的大都市(nature’s metropolis)。大西部原有生态系统的演化中嵌入了资本的逻辑,“居于中心的城市对其周边的地区施加着长远的市场影响”,远离市场的腹地的景观变迁与物种兴衰不再由其所在栖息地的环境所决定,而成为克罗农所言的“第二自然”。⑤这无疑是极具挑战性的洞见。但是,虽然资本的逻辑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四处延展,自然的力量却始终在与之抗衡。芝加哥的生态故事并未结束于“白城”,⑥自然也没有就此为资本的逻辑所统御,简化为克罗农所言的“第二自然”。恰恰相反,作为一种独立的、自发的力量,自然执着地存在于城市、乡村和更遥远的腹地,不断地形塑着城市的生态、经济与个体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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