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21)01-0043-010 在关于近代名人康有为的研究中，他对未来大同世界的理想曾受到特别关注①。康氏试图将孔教立为国教的运动在长期受到学术界抨击之后，也在近来逐渐得到学者更为正面的评价②。但是，由于历史资料的限制，目前关于康有为孔教思想与运动的研究极少涉及他在1899年流亡海外之后到1912年民初国教运动正式发动之前的有关言行。康有为1899年在加拿大领导创立保皇会前后的有关孔教言行及其政治影响更不为学者所知③。笔者在近来的研究中发现康有为1899年两次访问加拿大期间所遗两篇佚文及另外一篇疑似由他代笔的保皇会文献，不仅可以弥补目前有关研究之中文献资料的重要空白，而且可以帮助回答康氏与孔教之间关系的一些关键问题，并启发对其孔教“世界主义”思想及其“国教”运动进行探讨的新见解。 康有为在1899年百日维新失败之后侥幸逃脱慈禧太后党羽的追捕，先后逃亡香港、日本，并在1899年4月7日乘船横渡太平洋之后，到达加拿大西部港市维多利亚，得到该市海关译员李梦九等当地华商领袖的热情接待。他试图由此进入美国后再前往英国，寻求美、英政府帮助，恢复光绪皇帝的权力及其改良运动。但美国政府以1882年开始执行的排华法案为借口，拒绝康氏从加拿大西部进入美国的请求。所以，他只得滞留活动于维多利亚及其附近的温哥华、新威斯敏斯特这三个加拿大西部城市，对当地华侨发表呼吁改良晚清中国及海外华人社区的演讲，进行初步政治动员。此后，他在1899年5月3日从温哥华乘坐列车东行，前往渥太华。尽管康有为在渥太华受到加拿大政要的热情接待，他试图从该地前往美国的努力仍然失败，只得在当年5月20日结束他的首次访加之旅，从蒙特利尔乘船穿越大西洋，前往英国。由于康氏未能在伦敦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他在1899年6月21日又乘船回到蒙特利尔并回到温哥华，开始其第二次加拿大之旅。在此期间，康有为与加拿大华商于1899年7月20日共同在维多利亚创立了保皇会，并将其组织从加拿大向美国等城市进行推广。康氏在1899年10月11日离开温哥华后经日本回到香港，结束其第二次加拿大之旅④。 康有为在1904年11月12日再次从欧洲乘船到达蒙特利尔，开始其第三次访问加拿大之旅，直到1905年2月11日进入美国为止⑤。 康氏在以上对加拿大的三次访问期间，都留下了关于他在海外探索、推行孔教的论著。但本文将主要对他在第一、第二次访加期间所遗佚文进行考证分析，并结合其他文献的研究，就其所推行的孔教“世界主义”及其与“国教”有关的言行提出新的看法。 本文所揭示的康有为两篇佚文分别在康氏1899年第一、第二次访加期间发表于梁启超在日本横滨主编的《清议报》，是目前易于查寻、学者熟知的史料。但由于这两则文献均由作者匿名发表，所以竟为中外学者长期忽视。此外，另一篇疑似由他代笔的保皇会文献发表于澳大利亚悉尼市《广益华报》1899年10月7日及该市《东华日报》1899年10月11日，正是康有为第二次访加结束之际，其文风及内容与康氏为保皇会所撰其他文献极其相似。虽然该文以加拿大保皇会的值理名义发表，难以完全确定为康氏所作，其内容对于本文的分析仍有帮助。 本文所探讨的康有为首篇佚文题为《域多利埠倡设学校劝捐启》，匿名发表于《清议报》在1899年4月30日出版的第13册《各埠近事》栏目。该文发表时康有为正在维多利亚(旧称域多利)的加拿大西端港市及其附近的温哥华、新威斯敏斯特市华人社区中进行活动，而且他也是当时加拿大境内唯一与远在横滨的梁启超及其主编的《清议报》保持联系的人物。除此之外，维多利亚的华人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为倡设这个加拿大城市内的学校而远去日本发表筹集捐款的启示。这些加拿大华侨通过当时正为清政府追捕的康、梁及其控制的《清议报》来为维多利亚华侨学校筹款的举动更是难以想象。所以，康有为无疑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但他匿名发表该文的原因可能是为了取得维多利亚华商的好感与支持，主动为其代笔撰写捐款启示，这与他在戊戌变法中为其他改良派官员代写奏折的手法如出一辙。该启示作者以海外华侨身份自称“吾辈虽在异乡，心怀故国”，但又强调“今我华商勤俭敏察，冠于五洲”，表现了康有为的高度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这种说法与当时加拿大华侨商人处于白人种族歧视之下，求为二等公民而不得的实际情形和心境显然有别。以下关于这所维多利亚华侨学校的分析，也证明该校实际是当地华人为其子女倡办的低级童蒙小学，而《域多利埠倡设学校劝捐启》却设想“倡建学校，延聘名师，正定课程，以明理立身为根柢，以经世致用为条理。其高才者授以经史及政治之专门，其中才者教以书数，为通商惠工之实用”[1](第13册，第8b页)。这些都不符合当时维多利亚华人建校的实际考虑，反映了康有为对于这一华侨小学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 康有为撰写《域多利埠倡设学校劝捐启》的事实，也因他在《清议报》于1899年5月30日出版的第16册《各埠近事》栏目所发表的署名文章《域多利义学记》，可以得到进一步证实。这篇署名文章已经收入汤志钧所编《康有为政论集》，也载于姜义华、张荣华所主编的《康有为全集》。这篇署名短文提及光绪皇帝“去年六月诏令海外各商民立学”⑥，与匿名发表的《域多利埠倡设学校劝捐启》中关于“去年六月，圣天子历精发奋，变法自强，特降明诏，命海外商民广兴学校”的说法一致⑦。但是，有关光绪皇帝诏令海外华侨创立学堂的记载实际并不见于《清实录》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而出现于当年七月初的实录之中[2](P540-541)。因此，在这两篇文章中对于这一历史事实的同样时间错误，更进一步证明它们的作者都是康有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