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盛(宣怀)关系与晚清政局  

作 者:

作者简介:
周积明(1949- ),男,浙江镇海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社会文化史研究;徐超(1991- ),男,安徽芜湖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博士生,主攻中国近代思想史、社会文化史(武汉 430062)。

原文出处:
河北学刊

内容提要:

1860年代以后,煤铁开采与冶炼成为清朝“自强之本计”,由此而有“中国制造之权舆”的汉阳铁厂之创办。张之洞和盛宣怀在晚清官场上本分属不同利益集团,却因汉阳铁厂在命运上发生交集。盛宣怀介入湖北铁务先于张之洞,张之洞则因奉调湖广办理卢汉铁路而成为湖北铁务的主导者。在汉阳铁厂筹办过程中,张之洞积极寻求与盛宣怀的合作,并得到盛宣怀的支持,但两人关于汉阳铁厂经营路线的分歧已现。汉阳铁厂开办后,盛宣怀被排除在湖北铁务之外,但他始终通过各种情报渠道关注汉阳铁厂的经营,待机而动。甲午战后,朝廷财政窘迫,铁厂经营艰难,无奈遵旨招商。在各方力量的博弈中,盛宣怀入主汉阳铁厂,张盛二人关系发生易位。张之洞和盛宣怀皆是晚清官场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围绕汉阳铁厂创办、经营而结成的既互相声援,互相支持,又各怀心思、相互博弈的联盟,既是晚清政局的映现,又对中国近代钢铁工业乃至中国近代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21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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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21)02-0093-10

      张之洞和盛宣怀皆是晚清官场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两人本分属不同利益集团,却因汉阳铁厂而在命运上发生交集,并以汉阳铁厂为中心形成既互相声援、互相支持,又各怀心思、相互博弈的联盟,从而对汉阳铁厂的命运,对中国近代钢铁工业乃至中国近代经济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以往对以汉阳铁厂为中心的张、盛二人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铁厂选址与铁厂招商承办两大历史片段,事实上,从汉阳铁厂开始筹办直至张之洞去世,围绕汉阳铁厂的经营和发展,张之洞与盛宣怀的关系是连续性的、错综复杂的,与汉阳铁厂的历史脉络相伴随。而二人之间关系的缠绕,又与其在晚清官场中的地位更易、权力资源密切相关。本文全面探讨汉阳铁厂商办前的张、盛二人关系以及隐蔽其后的晚清政局,并抉发这一过程中未被重视的重要历史细节。

      一、联手中的不和谐

      张之洞和盛宣怀是两个家世、仕途迥然不同并分属不同利益集团的官员。张之洞年长盛宣怀七岁,但盛宣怀却比张之洞更早接触洋务事务。当年张之洞尚在京城为清流时,盛宣怀在李鸿章幕府中已帮办洋务多年。尤为重要的是,清光绪元年十二月(1876年1月),经李鸿章、沈葆桢、翁同爵等奏准,盛宣怀在湖北广济办理矿务。开办湖北开采煤铁总局,并筹划试办湖北煤厂,虽然最后广济、兴国的采煤活动以失败告终,但此期间,盛宣怀不仅积累了在湖北开采煤铁的经验,而且发现湖北虽无佳质煤矿[1](P218-224),但大冶铁矿石含铁86.6%,“矿之佳者推此为最”,又有兴国之锰铁,“其质之佳甲于欧美各国所产之铁”,“洵为世所罕见”。为此,他于清光绪四年(1878年)出资60万串购买了大冶铁矿的部分矿山。这些经历,使得任何人想在湖北开采煤铁,均不可能绕过盛宣怀,也成为他日后与张之洞合作的重要契机①。

      清光绪十年(1884年)五月十五日,奉旨署理两广总督的张之洞离京赴任,取道天津,拟由海道经沪赴广东。在天津,张之洞与盛宣怀初次见面,并对盛宣怀颇为欣赏,“赴粤后屡有电谕各事,皆随时电达”,并有“商调天津等语”。盛宣怀此时正为李鸿章所倚重,为避嫌疑,他特地向李鸿章报告张之洞欲调用他的信息,并向李鸿章表态:“读书素知自爱,在师门怜如骨肉,尚不敢以私面求。”[2](P265)

      张之洞最初介入煤铁事务是在两广总督任上,其时,张之洞以粤销洋铁为数不少,“漏卮宜杜”,策划在粤省设炼铁厂,后因修造铁路调署湖广,移厂就鄂,筹办汉阳铁厂。张之洞与盛宣怀的命运开始发生交集。

      张之洞虽谋划在湖北开厂炼铁,但对于炼铁所需之原料从何而来,却心中完全无着落。一方面,他电示湖北巡抚奎斌,请其密查湖北大冶、兴国一带产铁情况[3](P5374),并向曾在湖北勘探过煤铁矿的盛宣怀咨询,为赴湖北开办铁厂作准备:另一方面,又对湖北矿藏漫不经心,在致奎斌电文中称:“大冶矿姑令盛处矿师一看,有益无损,湘黔能炼更佳。”[3](P5386)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九月初十日,张之洞上《遵旨筹办铁路谨陈管见折》,谈到“炼铁采铁之方”,以晋铁、粤铁与冶铁并提,称“有此三省之铁,即可供此干路之用”[4](P711)。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月初八日,张之洞致电海署称:“中国铁虽不精,断无各省之铁无一处可炼之理。晋铁如万不能用,即用粤铁;粤铁如亦不精不旺,用闽铁;黔铁、楚铁、陕铁皆通水运,岂有地球之上独中华之铁皆是弃物!”[3](P5389)他的本意是批驳廷臣关于中国“铁不精”、无法自己炼铁的言论,强调东方不亮西方亮,但无意中也道出他对大冶之铁并不重视,只不过把它与晋铁、粤铁、闽铁、黔铁乃至陕铁并列。为此,张之洞先后致电惠州府、贵州巡抚、湖北巡抚查问广东、贵州、陕西等地产煤铁情况[3](P5359、5398、5399)。

      与张之洞相比,醇亲王奕譞和李鸿章对大冶之铁更为重视。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月二十三日,盛宣怀致电张之洞:“本年派比国矿师白乃富遍寻近水煤铁相连之矿,本不拘于大冶。因奉邸谕开鄂矿办汉路较便,复派白矿师赴兴国一带勘煤,并勘沿江煤铁,约年内勘完”[2](P316),可见清廷中央在委派张之洞负责铁路事务的同时,也在积极探寻煤铁基地。李鸿章对湖北矿务素来重视,早在清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初八日致盛宣怀的信函中,李鸿章就曾有“鄂省矿务中外具瞻,成败利钝,动关大局”[1](P212)之语。正是因为胸中有数,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月初十日,李鸿章致电张之洞时指出:“粤既购机炉、雇矿师,似宜就大冶开办。黔铁难成而运远,断不可指。晋矿佳,惜无主人耳。”[3](P5391)十月十六日,海署来电,亦称“大冶下手自是正办”[3](P5390)。但大冶也有大冶的问题,故李鸿章建议“宜就大冶开办”时亦指出:“大冶铁质良好而无煤,须由当阳运煤乃合用;虽滨江亦稍费事。”[2](P315)张之洞深感棘手,不得不火速向盛宣怀咨询:“请询矿师,当阳运煤合算否?又闻木炭炼铁胜于用煤,楚木多而贱,是否相宜?并希速询复。”[3](P5401)十月二十三日,盛宣怀复电张之洞,给予了一个颇为专门的回答。其要端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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