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931/j.cnki.bjfuss.2019148 中图分类号：S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116(2020)-04-0055-15 近代以来，随着中西交往的加深，西方国家从传教士、学者、科学家、工程师到政府乃至社会各界广泛形成了对中国的一些固定印象，如燃料需求引起毁林、用竹耙收集柴草乃至上山割草直至草根、黄河是“中国的悲伤”、饥荒的国度、杏仁眼(almond shaped eyes)、宿命论主义者、铁路等运输方式极度缺乏、寺庙与墓地对树木的保护等，这些成为近代西方有关中国的记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而对中国北方毁林的刻板印象，可以说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之所以说是刻板印象，一是在当时对中国北方地区是否曾经存在广阔森林这一前提并未进行证实，因此基于此而得出的所有相关结论都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但在相当长时间内这些结论不仅没有遇到明显挑战，反而获得广泛的接受和传播；二是早期一些学者关于中国北方山区植被剥离—侵蚀加剧—溪流变化过程的描述得到反复沿用，此后的研究者对其过于盲从，而没有获得新的认识。这一刻板印象的形成既与当时世界范围内林学的传播方向有直接关系，也与近代中美在农林等领域的交流密不可分，更是美国推行森林保护政策的需要。 目前学界关于近代西方对中国认识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传播学、文学史、汉学等领域，多是个案考察[1-18]，从中西科技交流史角度进行分析的极少。尽管近代一些本土林学家注意到了西方对中国毁林的评论并进行了整理[19-21]，亦有部分同时代西方研究者在其研究中关注了该问题[22-25]，当代学者的研究也有提及[26]，但是普遍存在挂一漏万的现象，涉及时段也相对较短。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从18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系统梳理这一历史时段的相关记述和观点，对知识的形成、传播的媒介与过程、重要事件以及存在的争议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一、西方关注中国森林的背景 晚清以来，随着来华欧洲人的增多，面对自然环境如气候、动植物等远比欧洲丰富多样、农耕文明历史悠久、人类活动给地理环境打上深深烙印的古老中国，吸引他们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解地理环境是他们认识中国的第一步。长久以来，欧洲人就关注古代世界文明中心的兴衰与土壤侵蚀、干旱化、荒漠化等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旨在作为自身发展的借鉴。作为古代世界文明最璀璨的一部分，中华文明中心由以关中平原为核心的区域转向华北平原，经济中心由北方转至南方，都与自然环境变化有着密切关联，这个现象吸引了欧洲人的关注。而近代世界范围内饥荒的频繁流行，使得西方人开始研究饥荒与森林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历史恰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从林业行政、立法角度看，近代面对严重水灾的发生，人类开始意识到森林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瑞士、德国率先使森林国有化并通过立法和成立国家林业机构进行森林保护，而后欧洲各国效仿，紧接着又传到美国[27]。这一传播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国派出留学生赴欧洲尤其是德国学习林学[28]，如美国最著名的林学家也被称为美国第一位林学家，同时也是自然资源保护思想的先驱吉福德·平肖(G.Pinchot，1865-1946年)，以及土壤侵蚀研究巨擘之一罗德民(W.C.Lowdermilk，1888-1974年)等都曾在德国学习林学[29-30]；另一方面，美国仿照欧洲各国建立专门负责森林保护等事宜的国家森林机关即林业局，实施从法律到行政等一系列的林业施政手段。此后，林学又由美国传向中国。那么为什么林学不是从欧洲直接传入，而主要由美国向中国传播呢？美国在20世纪初退还庚款用于中国留学生赴美是一方面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美国很早就认识到两国在自然环境方面具有高度相似性，一向视中国传统农业为借鉴，无论是引进中国作物、树木、花卉、蔬菜等品种，还是研究中国地理环境、总结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经验方面都不遗余力，对中国森林的关注和研究只是其中一部分。因此，虽然美国建国很晚，与中国相隔甚远，中美之间的交往也比中欧晚很多，但美国人要远比欧洲人关心中国森林状况。这主要表现在，美国不但注意收集欧洲人早先在华考察结果，而且对本国派出人员的考察收获同样密切关注，并重视对这些考察结果的整理和研究，同时有意识地促进相关信息在美国社会的传播。加之当时美国面临着与中国类似的森林危机，为了避免中国的教训，美国从政府到科学家、传教士等社会各界人士持续关注中国毁林、土壤侵蚀、饥荒等问题，长期参与中国赈灾、防灾，并在中国建立农林高等教育体系。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从政府、科学家到社会各个层面形成并不断加深了对中国北方毁林的刻板印象。 从林学研究角度看，近代科学界对森林环境效应的关注，与水旱灾、饥荒有直接的关系。1867年开始，德国就对森林的环境效应进行过调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也是沿用这些研究结论，但美国的气候、地理环境与欧洲存在着很大差距，需要重新审视这些结论[31]。关于毁林引起水源无法涵养、土壤肥力下降、河流水位降低以至无法航行的观点来自1892年《泰晤士报》关于俄国饥荒的一篇报道[32]。而美国人在分析中国饥荒原因时也用了几乎同样的论调。此后围绕着森林的环境效应，在科学界引起了长期广泛的关注和争论[33-51]，而对中国北方毁林与气候、土壤、河流、山地环境变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成为这个争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