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21)01-0070-010 “后福特主义”作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工业社会生产组织的一种新模式，促使社会发展呈现个体化、液态化和碎片化特征，其解构宏大叙事、理论范式“微化”、生活观念变焦的文化转向影响和激发了当代文化的新变化。为应对西方当代文化挑战，担负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构建使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责无旁贷。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如何实现研究经验、现实需要和未来发展的协调统一？如何承继向来重视对宏大叙事的经验传统，同时适应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和理论发展的未来追求，重视对生活、个体、人性、心理等微小但却重要的问题关注，即如何实现“宏大叙事”与“伦理关怀”的融契，从而展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对现实的深沉观照？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面临的时代问题。 一、“后福特主义”文化特征与现实挑战：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叙事境况 福特主义(Fordism)和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作为20世纪工业社会生产组织变化的两个阶段，与之相应的文化理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福特主义一词最早由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用以描述和概括美国式的大工业化生产模式，即以市场为导向，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以标准化、批量生产、垂直一体化的组织结构为基本特征。福特主义阶段规模化、流水线化的生产方式制约和影响着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反映在文化观念上就是对“宏大叙事”的执迷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性伦理逻辑的强化。继“福特主义”之后，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模式，则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都具有灵活性。后福特主义的主要特征是随着新兴、小型、灵活、非中心化的劳动组织网络以及生产消费的全球性关系出现，为适应日益多样化、专业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呈现出变动不居的样态，原来的集体化、固态化和秩序化的社会结构特征也逐渐趋向于个体化、液态化和碎片化。“后福特主义”的转向影响和激发了西方当代文化特征的新变化： 其一，文化理念转向——解构“宏大叙事”。福特主义的文化理念主要就是对“宏大叙事”的推崇，使得居于主流地位的文化逻辑倾向于总体性伦理，对集体、公共和秩序的价值情有独钟，并以强调和追求“大”的理念、“大”的实践、“大”的利益、“大”的结构等为表征。而后福特主义与之不同，解构主义大有流行之趋势。当代法国解构主义的旗手利奥塔认为，任何系统都不存在指导性和控制性的根基性结构，话语永远不能被完全掌控，更难以实现话语的统一性，总体化和终极化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是控制我们的生活、使我们臣服于社会和政治规训之下的“罪魁祸首”，因而主张发动一场针对压抑性宏大叙事的“解构”式的抵抗运动。其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主要基于这样的判断：宏大叙事总是与政治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具有将某种意志强加于人的强大政治功能；宏大叙事的总体性和普遍性特征构成对差异性和多元性的对立，威胁和排斥“个人叙事”或“日常生活叙事”；宏大叙事由于将人类历史视作将过去和将来统一起来的连贯性过程，因而必然是一种“神话的结构”。解构主义以拯救个体性为旗帜，要求彻底的个人生活，鄙视整体主义，反对所有宏大叙事。后福特主义的文化价值理路极尽对宏大叙事的文化格调和理念的颠覆，在文化理念上重视细微而不是宏大、重视差异而不是秩序、重视多样而不是统一、重视非主流而不是主流、重视价值判断的境遇性而不是公共价值的规范性、重视个体选择性而不是集体一致性等。如此，“以多元、灵活、差异和不确定性为核心的当代个体伦理开始越来越多地占据公共空间”[1]。显然，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否认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连贯性，从整体主义导致个体性丧失的纠错过程中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仅撕裂社会共识也破坏着整体和谐，其极端化造成的危害并不亚于整体主义的危害。宏大叙事并不是对整体主义的执迷，它坚守的只是整体性，并且这种坚守建立在对“整体为个体而存在”[2](P67)。 其二，理论范式“微化”——主体“祛魅”与工具“微化”。任何一个时代的变迁总是会导致这个时代文化理论范式的变化，并依托变化的理论范式而得到注解和阐释。“后福特主义”理论范式的标志性特征就是“微化”。所谓“微化”，并非仅仅局限于由于移动互联网技术和自媒体平台带来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乃至意识行为的变化，其表面特征就是微博、微电影、微小说、微广告、微管理、微投资等等为标识的“微媒体时代”的到来；更深层次地，还表明后福特主义的文化逻辑对我们所处社会的深远影响，即社会结构方式与实践方式发生了现代性的转型。具体而言，理论范式“微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宏大主体的祛魅。以往的理论宣扬关注的是“大写的我”，注重“英雄”、塑造“榜样”、弘扬“崇高”、赞扬“美德”，主体往往是高高在上或矗立伟岸的。与此不同的是，后福特主义阶段对宏大主体的祛魅就是剥离了主体“高大上”的特征，而转向对个人情感、私人话题的发掘和渲染，这种注重主体“自我表达”、甚至“身体感觉”的倾向就是“微主体化”。“小人物”“屌丝”“无名之辈”等“小写的我”成为备受当下理论媒体关注的主体对象。二是言说或传播工具的“微化”。微博、B站、APP等自媒体的兴盛，不仅成为我们日常的交往工具，甚至成为我们生活的主要内容和方式，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已经不是偏远的角落，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玩手机”。尤其“社会性媒体”在Web2.0时代的快速崛起，一种“蒲公英式”的多点人际传播架构取代了由一到多的大众传播方式，媒介的话语表达和传播理念已经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快速变化，“微传播”的方式成为现代生活不可分割或暂弃的一部分。 其三，生活观念变焦——生活空间“原子化”与生活事件“敏感化”。文化理念和理论范式的微化，正侵入生活并重建生活观念，其突出特征：一是生活空间的“原子化”。人是社会关系之网的“绳结”，每一个个体处于联系的网络中，但是在后福特主义阶段，以个体为中心的生活单元可以随意搭建，个人乐于建造自己生活的“完整世界”或“独立宇宙”，并沉迷于孤立化、原子化的生存状态，由此展现了生活世界的差异性、选择性和创造性。由于人与人之间现实社会关系的割裂，而网络空间的人际关系却在不断搭建和扩展，造成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很大程度上相互疏离，也使得整体性和公共性的社会生活不断被“碎片化”。二是对“生活事件”的敏感性增强。借助网络和新媒体的传播力量，任何一个事件、人物、话题，甚至一张照片、一句评论，都有可能经过媒体传播和渲染引发不同程度的关注，并有可能持续发酵，成为公共生活的热点问题。我们对社会生活事件的敏感性在增强，虽然生活空间被一定程度的“原子化”，但生活关注和生活热情却因为有了独特的传播媒介可以表现出强大的力量，对现实生活产生迅速和充分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