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从伦理道德角度解读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否可能，一直是颇具争议的话题。然而，近年来，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与伦理学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和伦理学界似乎达成了一个理论共识：马克思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伦理学家，伦理道德问题在马克思哲学的视域之外。所以当阿尔都塞提出“《资本论》的伦理解读是一个儿戏”，希望以此保卫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时，他也直接宣告了马克思哲学在伦理道德问题面前的失语。毋庸置疑，资产阶级的伦理道德观念是马克思的批判对象，拒绝脱离社会存在抽象地探讨社会意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义。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伦理道德问题对于马克思哲学而言不是一个“儿戏”，马克思对于物质生产方式与社会意识形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重构，使西方伦理学不得不重新反思自身的思想传统。在这个意义上，基于对马克思相关经典文本的解读，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伦理学革命的真实意蕴，便是一个紧迫且有意义的理论课题。 一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道德形态 众所周知，道德生活一直以来都被看作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伦理学传统中的各个流派尽管差异巨大，但是大多强调道德作为一种精神生活独立于人的物质生活。在以康德为代表的义务论学说中，道德得以可能正是以超越物质生活的自然必然性束缚为前提的。康德认为，道德哲学的研究对象与物理学截然不同，它研究的是自由的规律，所以一定不能有经验的干扰，因为“若是有人往这里掺杂经验，那么，行为就在同等程度上失去其真纯的作用和不受限制的价值”。①所以，道德哲学必须“从纯粹理性中汲取道德概念和规律，并加以纯净的表述，以至规定整个实践的或者纯粹理性知识的范围，也就是规定整个纯粹实践理性能力的范围”。② 康德对于道德的形而上学奠基和超验定位并非偶然，它实际上植根于西方伦理学的道德生活与物质生活对立的理智传统。众所周知，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命题强调德性的知识形态是可能的，只要能够认识到什么是道德和美德，就能实现道德和美德。苏格拉底这种理智主义的伦理观深刻影响了柏拉图的伦理思想。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关于正义和善的城邦生活的探讨，正是建立在正义和善的理念论基础之上的。对此理智主义的伦理观，亚里士多德给予了修正。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伦理学的研究内容不是形成关于伦理道德的知识，而是关于伦理道德的实践，“凡是涉及道德德性的地方，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懂得它是什么，而是它是怎样产生的。我们并不希望懂得什么是勇敢，但我们希望成为勇敢的人。”③亚里士多德把伦理学定位为一种以实现幸福为旨归的实践哲学，对西方伦理学传统影响深远。 古希腊伦理学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的嬗变，不仅意味着在其内部蕴含道德理解的理论哲学路径和实践哲学路径的张力，而且构成西方伦理学传统最为内在的学术基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马克思立足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将青年黑格尔派的精神原则还原为一种意识生活样式，进而对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本质给予历史性揭露的时候，他恰恰切中了西方伦理学传统这一学术基因的关键。 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④因此，包括道德在内的人类精神生活的生产并不是独立进行的，而是与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等现实生活“交织在一起”的。由于伦理道德是人们物质活动的直接产物，所以道德观念在其诞生之初就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不具有所谓的独立的发展历史。因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⑤ 可见，在马克思看来，我们对于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表现形式的把握，要深入其立足的社会现实之中，而道德所立足的社会现实就是现实活动的人及其生活过程。换言之，既然道德总是与物质生活“交织在一起”，那么我们不仅不能脱离特定的物质生活抽象地探讨道德，反而应当在物质生活的发展过程中探讨道德的发展过程，在物质生活的发展史中探讨道德的发展史。由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理论，既自觉到西方伦理学传统中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矛盾，也实现了对西方伦理学的道德形而上学传统的颠覆。 这一颠覆首先是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思维方式的颠倒。众所周知，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或最后完成者。在黑格尔哲学解体之后，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分别选取了黑格尔哲学的一个要素，建构了自身的哲学理论。但是，二者在思维方式上仍然遵循的是形而上学的致思路径，并没有真正超越黑格尔。这就是要么强调“自我意识”作为“唯一者”对其“所有物”的绝对解释力，要么强调“实体”作为超越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分裂的“神圣同一”的权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哲学对自己的方法论前提即黑格尔辩证法这一“本质问题”，完全采取的“非批判”的态度，只有“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