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知识运转起来:“专家介入”与共青团开放型组织建构

作 者:
刘佳 

作者简介:
刘佳,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首都高校党建研究基地研究人员,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青年组织与青年发展研究。

原文出处:
青年学报

内容提要:

用知识力量提升国家治理专业化水平是政治共同体的不懈追求。作为开放型政治组织,共青团在社会主义国家现代性转型的历史大逻辑中,通过构建政治与知识的制度化连接来提升共青团工作的专业性水平。专家学者是知识体系的人格化身,专家介入是共青团开放型组织形态建构的显著标识,智库模式、规训模式、学科模式、协商模式是专家学者介入共青团决策过程的四种基本类型。随着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向纵深推进,专家介入有必要从当下的一种工作机制提升为共青团制度形态的构成要素,这是下一阶段共青团改革的着力点和主攻方向之一。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21 年 05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D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947(2020)04-63-08

       知识体系和专业主义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显著标识,知识政治化与政治知识化构成政治文明形态建构的双重变奏。作为开放型政治组织,共青团组织形态建构与模式转型离不开专业知识的有力支撑。在共青团的资源盘面中,专业知识的价值和意义随着现代国家建构的推进以及共青团改革的深化而愈发凸显。专家是知识体系的人格化身,知识体系必须借助“专家介入”的方式才能够与政治体系发生联动。推进开放型政治组织建构的宏大战略,共青团必须重视和用好专家学者的独特优势,强化共青团组织与专家学者有机联系与制度连接,通过知识运转带动共青团组织体系良性运行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专家介入”将成为下一阶段共青团改革的着力点,并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可能走向。

       一、专家介入:共青团开放型组织建构的观察视角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给出了理解政治组织转型的“权变”视角,在他看来,政治组织不是一成不变的,任何一个政治组织必须对外界环境保持高度敏感和足够敬畏,这里的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诸如资本、权力、利益、公民文化等社会环境。即便是被人们视为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现代性运动,也不可避免地对政治体制和政治组织产生破坏性影响。[1]政治组织的发展与演进,既是组织自我生成和再建构的过程,也是组织与环境交替互动的结果。在市场化、网络化、民主化等多重因素叠加作用下,环境变量对政治组织变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将愈加凸显。组织适应环境,环境塑造组织。

       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团组织。“群团组织”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术语,字面意思是指专门从事群众工作的社会(人民)团体。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并不存在“群团组织”这一概念。列宁把工会定义为政党(国家)与社会(民众)的“传动装置”,毛泽东曾用“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来指代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2]群团组织是伴随中国政治实践进程而孕育、发展、形成的政治共同体,与政党、政府有联系,也有严格区别。首先,群团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的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职能在社会领域的拓展和延伸;其次,群团组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僚机构,政府行政化的运行逻辑与群团组织运行逻辑具有内在张力,群团组织必须同行政化、机关化的工作逻辑相切割;再次,群团组织由于缺少政治权威和公共权力支撑,其组织运转与职能实现必须借助于政党、政府的权威资源,群团组织与政党、政府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构成合作伙伴关系;最后,群团组织的准入机会和程序同政党、政府相比要宽松很多,最大限度扩大组织覆盖面是群团组织建设的基本目标。由此可将群团组织定义为一种“开放型政治组织”,所谓“开放型政治组织”是指政治组织对外界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应变力,能够依据外界环境的变化及时对组织发展战略做出适时调整,政治组织借助信息、资源、文化等介质与外界环境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因势利导推动政治组织的结构转型、职能优化和组织革新。开放型政治组织是共青团的结构化特征,是在恪守政治性原则的基础上对共青团社会化运作机制予以必要强化,这也是对共青团开放型组织建构策略的一种政治认定。习近平指出:“工会、共青团、妇联要探索以多种形式方式构建纵横交织的网络化组织体系,做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要有自己的组织,怎么有利于做好工作、就怎么建组织。”[3]新时代共青团组织的政治形态建构是在复杂社会环境下进行的,是一种面向未来发展、兼顾社会需要、照顾青年特点、彰显时代精神的组织建构策略,是一种发端于政治逻辑且超越于传统政治经验的开放型建团方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青团先后历经四次较大规模的组织改革与功能调适。[4]共青团改革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是理顺了共青团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激活共青团作为马克思主义青年群团组织的政治遗产,共青团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和社会环境承载力显著增强;二是直接推动共青团组织形态与功能体系重塑与再造,具体表现在机构设置调整、权力清单优化、服务领域拓展、组织建制创新等方面。对此,学界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这里不再赘述。本文关注的现象是,在共青团改革过程中,专家学者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一方面为改革出谋划策,提供专业化指导和咨询服务;另一方面,专家学者是推动共青团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学术共同体改革(如中央和地方团校改革)也被纳入共青团改革议程。可以说,知识体系和专家学者在共青团事业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成为理解新时代共青团改革政治理性的重要视角。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共青团改革是一场关于开放型政治组织建构的政治实践,而在开放型政治组织建构的政治实践中,专业知识是如何进入到共青团改革议程的?专家介入对共青团改革又产生哪些直接影响?知识与政治的互动对于理解新时代共青团组织模式转型,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具有哪些启示?回答上述问题,对于探寻共青团改革的一般规律、开放型政治组织建构的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可能趋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共青团视域下的专家介入:政治身份与价值立场

       我们通常用知识分子、专家学者、权威人士等概念来定义那些拥有专门知识、理论、技术的专业人才,这些定义构成我们对“专家”群体的总体认知。根据研究需要,本文有必要对“专家”的概念范畴做进一步严格规定:首先看“专”,“专”就是系统掌握某一专业领域知识、理论、技术的专业人士,他们具有扎实的知识积累、广阔的知识储备、良好的知识素养,能够很好地将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专”既代表知识之专,也意味着实践之专。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秉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学传统,胸怀将专业知识内化为家国情怀、外化为治国实践的崇高理想。其次看“家”,这是一个极为庄重的称谓,在日常生活中,不是随便哪一个知识分子都能够被称为“家”的。“家”代表一种社会评价,即“大家”的评价。其本质是一种社会认可、社会声望和社会公信力。

       由此,“专家”就可以理解为在知识分子中位于最高层次的那些人,他们拥有广博而深厚的专业知识,能够较好地解决知识与实践“两张皮”问题,推动专业知识向社会实践转化,运用专业知识解决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他们的知识水平、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得到同行肯定和社会认可,享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和公信力。专家处在学术共同体的核心地带,在引领构建学术共同体的同时,也在竭尽全力推动社会与国家由实然状态趋近于专家所构建的理想模型,他们试图以专业知识重构国家和社会,这与马克思意义上的新哲学观具有内在一致性,“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专家就是知识的人格化和权威化,是知识介入公共生活,进而影响政治文明进程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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