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7
李达和陶德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两位杰出代表。作为两代学人，他们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全身心地投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当中，都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成为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代表人物，演绎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思想接力。回眸这一思想接力过程，品味其中包含的重要启示，对于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毕生致力于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
陶德麟曾经指出，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也就是使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体现的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要准确地提出问题”，即“研究的问题应当是从中国的实践中提炼出来，又对中国实践有重大现实和长远意义”；二是“要自主地研究问题”，即对问题的研究“要有我们自己的立场和眼光、自己的‘坐标’”；三是“要大力改进文风”，即“以中国人喜闻乐见、明白流畅的语言讲清深刻的道理”。(参见陶德麟，2013年)
李达毕生致力于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并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
陶德麟曾把李达的理论生涯分为五个时期：从爱国主义到马克思主义(1913年-1919年)、建党前后的理论探索(1919年-1922年)、大革命时期的理论探索(1922年-1927年)、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理论探索(1927年-1948年)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理论探索(1949年-1966年)。(参见陶德麟，2016年，第1-20页)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是贯穿李达理论生涯各个时期的思想主题。
五四运动后，李达很快就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从1919年6月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建党前后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为思想武器，深刻地批判了当时国内外流行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包括张东荪和梁启超等人鼓吹的假社会主义、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以及中国的黄凌霜等人主张的无政府主义、第二国际理论家考茨基所谓的“正统派社会主义”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第四国际的极“左”路线和策略等，准确地阐释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论证了中国必须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在大革命时期的理论探索中，李达立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致力于唯物史观的中国化。1923年，李达发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认为马克思学说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参见《李达全集》第3卷，第108-119页)以此为标志，李达开始了对于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的自觉探索。1926年，李达出版了用浅近的文言文写成的《现代社会学》，被学界称为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该书不仅构建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唯物史观表述体系，而且运用唯物史观专门考察了“中国社会问题之特性”，明确指认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该书最后聚焦于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革命与国民革命(民族革命)问题，指出弱小民族的民族革命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以及“为虎作伥”的封建阶级的统治，其“中坚分子则为无产阶级”，“民族运动之中心”已“移于共产党”，“无产阶级得势，则必采用国家资本主义”，而“国家资本主义乃社会主义之过渡”。(参见《李达全集》第4卷，第184-186页)显然，该书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民族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领导者、前途等问题的探讨和结论也是适用于中国革命的。
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李达的哲学探索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传播。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痛感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理论准备不足。为了求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从1929年至1932年，李达翻译出版了5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极大地推动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唯物辩证法运动。20世纪30年代中期，李达撰写了《社会学大纲》，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首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作了系统阐述。李达在该书第四版序言中说，写作这部著作的目的，是要“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武装战士的精神，以便“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参见《李达全集》第12卷，第470页)
二是继续推进唯物史观中国化，开拓了唯物史观中国化的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向度。通过把唯物史观运用于经济学研究，李达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并以指导中国经济改造为目的的“广义经济学”主张，取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大成果。通过把唯物史观运用于历史学研究，李达在详细考察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基础上，在中国思想界最先把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性质完整而清晰地概括为“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社会”(《李达全集》第5卷，第94页)，得出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产业发展的两大障碍，又是中国革命的两大对象”(同上，第91页)的正确结论，并且最早提出了按经济形态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的理论主张，同时还通过对世界通史的理论研究系统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的普遍性。通过把唯物史观运用于政治学研究，李达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民族理论、建党理论、国家理论的有关问题作了深入探索，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中国化作了重要的开路工作。通过把唯物史观运用于法学研究，李达对各种法学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成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最早实践者。通过把唯物史观运用于社会学研究，李达对妇女解放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的理论探索聚焦于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阐释，以及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经修订公开发表后，李达写作和发表了《〈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等论著，紧密联系中国实际精辟地阐释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极好地适应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提高广大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需要，为推进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造了一个良好开端。毛泽东曾称赞《〈实践论〉解说》说：“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实践论〉〈矛盾论〉解说》，“毛泽东给李达的三封信”，第2页)后来，李达又在其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中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系统地阐释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贡献。同时，李达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唯物史观中国化的理论建构，不仅撰著了《历史唯物主义讲座》，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而且发表了《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在考察世界上一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规律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作了初步思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作了理论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