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系统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李大钊在1919年10月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应是开篇。它一经引入，就开始运用于实践，产生中国化的成果。过了近2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口号才被自觉提出。艾思奇在1938年4月所写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写道：“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①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全党思想建设的方向提了出来。按照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然包括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中国化，其中最重要的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自此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断推进着，但这个命题却一直遭到质疑，自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至今，争论依然存在。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肯定和否定之争及其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分歧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肯定者，也有否定者。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否定之由 不赞成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不能中国化的人，主要理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反映世界的一般本质和普遍规律的，它是我们研究一切实际问题的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中国说”“中国用”，而不能“中国化”。所谓“中国说”，就是在大学的讲堂上，在通行的教材中，人们用中国的语言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说的内容都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著作原理的解读，并且都是对自然、社会、思维一般规律的论释；所谓“中国用”，就是中国人只能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回答各种现实问题；而所谓“不能中国化”，就是不承认中国人可以通过实践智慧的升华、跟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创造出在性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在内涵上具有独创意义的哲学学说、哲学范式，而不可能有哲学原理的创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不同见解上，另一种形式是把“中国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说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在报刊上论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绝大多数其实就是“中国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文章并未说出过来自中国实践的创新哲学原理，更何谈中国人创造了自己的哲学范式的事实。 (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肯定之理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在《哲学研究》2005年第1期发表论文，主张区分从国外传入、被中国人“说”着的和“用”着的“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笔者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学习领会，准确理解，加以论释讲授，这是“中国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习领会之后，要拿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的实践，这是“中国用”；一旦运用，就一定会同中国实践、中国文化、中国智慧结合，产生新的哲学理论，构成新的哲学体系，这是“中国化”。笔者曾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下了这样的发生学定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同中国的具体实践、同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气质、同中国人民实践智慧相结合而产生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给它的哲学思想实质作了这样的判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掌握中国的命运”为主题，以“实践”范畴和“具体实践”范畴之统一的新实践论为“理论硬核”，以论述中国人民如何创造自己历史的“历史创造论”为最具体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故可称为“掌握命运创造历史的哲学”②。 (三)对马克思哲学本身作正确领会和诠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中国化的原理前提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不能中国化、是不是已经中国化的争论，表面上看只是对“中国化”的不同理解，深入地看，导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不同解读。这里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理的解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解读。在前一个方面，理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理解为实践论，牢记马克思所说的新唯物主义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的结语③；在后一方面，理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理解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忘马克思所作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的宣言④。 读马克思在1844年到1852年的哲学著作，无疑应该看到，他的新哲学实现了思维方式的根本转换，这就是从本体论哲学转向实践论哲学。作为新哲学的开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就说明了这种转变。不妨再细读一下它的第一条：“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都持自然本体论，因而，他们对事物的了解是直观的，非实践的；“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持着精神本体论，把精神的能动性脱离其所反映的客观实际，变成创世的力量，同样不懂客观实践。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不懂得实践的意义，马克思哲学是超越它们共同的局限性“同时又把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即实践的唯物主义。⑤实践论在马克思哲学中具有理论硬核的意义，而依靠革命实践改造和创造世界则是马克思哲学的宗旨。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过程证明：实践论所蕴含的“具体实践”范畴在中国的凸显，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出新、原理出新、范式出新的基础和通路。如果把马克思哲学解读为“世界和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否定了它的实践论的理论硬核，也否定了它是无产阶级的哲学武器，那就拆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由彼及此的桥梁，那也就只能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说”“中国用”，而绝不能说它的“中国化”了。 尊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真实过程是肯定它能够中国化且已经中国化的最佳论证 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不能实现中国化？是不是已经中国化？可不可以把它认定为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中国品种？这些问题，都需要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才能回答。在这个回答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是首要的方面。笔者认为，这一中国化是一个新哲学范式的创造过程。而所谓“范式”，按其提出者库恩的界定，“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⑥，其中包括“共同的信念、价值、技术”⑦。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结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更需要列宁所说的由“学者兼革命家”⑧和党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联合组成的科学共同体前仆后继地来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百年历史的事实正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