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 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是近年来的学术热点之一，学者们在研究马克思哲学的过程中，尝试反向寻找和解读马克思哲学的“近康德式”或“近黑格尔式”的思想关联的“平行进路”，进而形成了两个学术“阵营”。本文尝试通过辨析“信仰”与“形势”之间的关系，进而讨论社会历史领域中“旁观者”如何实现向“行动者”的跃迁，并借此对“近康德”的马克思哲学阐释路径作进一步思考。 “自在之物”是康德哲学的核心概念，它揭示的是如何看待主客体之间的差异问题。在康德看来，“物自体”是人的理性无法抵达的彼岸自在世界，我们观察到并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则是此岸的现象界。对此，黑格尔试图通过一种过程化的同一性原则来消解康德的“自在之物”。在黑格尔看来，主客体虽然有距离，但这种距离可以通过“精神的演化过程”或“逻辑的展开过程”最终达至同一。然而，黑格尔的“同一”理论带来了一种实践层面的潜在危机：如果将同一性、和解、弥合等因素作优先性考虑，那么对于面向实践的主体性来说，将很有可能面临一段漫长的被动适应过程。也就是说，A=A如果是必须的，那么由非A趋向A的复杂过程，难免会存在诸多“痛苦”。诚然，黑格尔并不考虑这种现实意义上的“痛苦”，因为在他看来，感性是通向总体真理的一个环节，那些没有历经过程性痛苦的思维，只不过是空洞的“优美的灵魂”①。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既强调过程性又强调同一性的黑格尔哲学，实乃给人类的主体性维度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不过，透过这一思考，我们可以反向挖掘出康德哲学为人类主体性保留的可贵空间。正是由于康德哲学承认主客观之间存在着差异性(或异质性)，主体才具有了更多的自我认同、自主选择的可能性。 这种对主体选择的认同，恰恰是马克思哲学所展现出的一种典型特质。近年来，“近康德”的阐释方式十分注重发掘马克思对“异质性”的某种程度的认可：它区别于“柏拉图—黑格尔”传统哲学对划一性、同一性的强调，而更接近“亚里士多德—康德”传统，强调矛盾双方的异质性与距离感，即“更多地接近了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并将理想与现实界分”②。正是基于异质性的存在，理想性与变革性的特征便体现得更为突出，进而将更为深入地开显出“近康德式”阐释路径所具有的理论开拓性意义。因为，从“近黑格尔”的阐释路径看，我们能以黑格尔哲学为参照，更加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如何运用辩证思维把握客观现实，进而揭示表象之下的深邃本质。不过，“近康德”的阐释路径却提示我们另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在辩证运动的过程中，主体性和客体性存在异质化的时候，到底该如何安置主体意志？也就是说，“如何在肯定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安置人的能动性，便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个核心问题”③。正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里，“信仰”的维度被纳入其中。具体而言，倘若主体意志始终持守对应然性的“坚定性”态度，那么主体意志就会转化为一种信仰，并以信仰的形式与共时性的客体性形成对峙。一方面，这种对应然性的“坚定性”不容忽视。正如克尔恺郭尔所呼吁的，一旦放弃这种坚定性，主体性层面的消极和逃避极有可能快速蜕变为虚无主义的空洞。克尔恺郭尔将这种由美学性的崇高向虚无的跌落，称为“无限弃绝(infiniteresignation)”④。另一方面，应然性的作用也不可小觑。不论对于激进理论还是保守理论，没有应然性就没有面向未来的理论探触。正如列奥·施特劳斯所言：“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从一开始就是对于应然的文明社会的追求。”⑤ 基于上述双重化的分析，我们可以洞察到问题的核心症结：一方面，顺应无法改变的客观性，尊重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性(趋势或形势)，这是合理的；然而另一方面，在这一或短暂、或漫长的认识过程中，保留主客观之间的异质化，坚持信仰维度的应然性，同样是合理的。对这两种貌似反向的合理性的概括，显现出探讨“近康德”和“近黑格尔”路向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近黑格尔式”阐释的价值在于，它既提醒我们去认识客观性和总体演化过程的强大力量，又提示我们避免那种过于激进的选择的潜在风险。从更极端的意义上看，即便是志在消除一切支配与限制的福柯，在面对强大的客观力量时也“提倡把沉默发展为一种文化特质”⑥。所以，盲目的对抗并不可取。这或许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挫折时，选择暂时的撤退、暂时的远离中心等举措的合理性所在。但是从“近康德”的阐释路向来看，我们却能对问题的另一侧面给出解答：一是对于真理的追求者来说，应该坚守主体意志，守护内心的信仰；二是对于身处社会变革中的普罗大众来说，可以在暂时性的沉默和隐忍下，于“私下”的理性中保存一份希望。由此，于主体性维度而言，社会历史总体实际上就存在着“一明一暗”的内在变革性。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近康德式”的主体性理论和“近黑格尔式”的阐释是不同的：“政治哲学应当是一种现实关怀，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国思辨。”⑦正是出于这种现实关怀，真理的追求者们更加坚定了其对异质性变革的信仰追求；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在沉默的隐忍中，也同样会保存对共产主义的自主选择信念。由此，当客观的“形势”处于适当情形时，作为“信仰”主体的单个自主意志将通过广泛的聚合，成为走进现实的变革力量。这就是说，从“近康德”阐释的角度来看，当我们探讨“为反支配所预留的空间的话，那么‘沉默’则是一种应当被给予十足重视的‘倔强’或‘坚强’”⑧。隐忍之中的“沉默”恰恰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潜在基石。所以，揭示出“近康德式”理论路径的这一重大意义之后，我们再来解读马克思思想的诸多问题，则会有许多新的发现。 从“近康德”阐释的问题适用性来看，它最直接地关联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辩证否定，以及共产主义的未来实现。当我们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透彻分析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辉揭示了客观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必然规律之时，我们就必然要引入辩证法的“过程”维度。因为必然规律一定是通过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得到印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肯定对马克思哲学的“近黑格尔”阐释，因为通过研究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性，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马克思对规律性过程的描述。不过，如果不引入“近康德”的阐述方式，我们便发现在研究规律性过程时会遭遇一些难解之题。因为，一方面，如果我们承认了“过程”的必然性，那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实践要求，在共时性层面的迫切性便会略显降低；另一方面，反映在具体论证上，还会导致“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⑨所造成的某种“两难”。也就是说，从历史规律和趋势角度看，共产主义的实现和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必然的；但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共产主义的实现和资本主义的灭亡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期，这也是必然的。为了解答这种理论“困难”，进而认识和把握马克思理论内在逻辑的统一性，我们可以引入“近康德”的阐释方式来作参照。按照前文的分析，在类似的否定性过程中，历史主体应当保持适当“抽离”当下状态的旁观者姿态，进而时刻寻找把握时局的契机。因为，即使社会变革的条件已然具备，社会也不会自动完成变革。抑或说，当社会暂时不存在适宜变革的“形势”之时，对于作为社会主体的普罗大众而言，需将“应然性”指向现实的关怀或对未来社会的希望。从“近康德”的阐释角度看，“应然性”并不是主观虚幻，它恰恰是实践的否定性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