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21)1-0001-12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为了批判蒲鲁东的“世纪属于原理”之唯心主义谬说，唯物主义地阐明“原理”与其所出现的世纪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剧场隐喻”：“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①这一“剧场隐喻”中直接出现的无疑是“剧作者”和“剧中人”，但既然提到“剧场”，就不能忽略“剧场”中除了“剧作者”和“剧中人”之外的“第三者”，即“观众”或“旁观者”。或者说，以剧中人与剧作者为喻，必定隐含着“观众”或“旁观者”视角。果然不出所料，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进一步研究中，提出了与“当事人”或“剧中人”视角相对的“旁观者”或“科学的观察者”视角问题。②通常认为，《哲学的贫困》奠定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不仅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道路，也包含着剩余价值理论的新思想。那么，从方法论角度看，我们应进一步追问“剧场隐喻”中是否包含着马克思辩证法的新视角，特别是“旁观者”或“科学的观察者”视角对于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辩证法生成之意义。但遗憾的是，人们在论及“剧场隐喻”时只关注到“剧中人”与“剧作者”的辩证关系，却未顾及“剧场”中必有“观众”这一“第三者”的“插足”，因而错失了以此视角对于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马克思辩证法之理解。在当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亟需马克思辩证法指导之际，着力补救这一错失的意义不言而喻。为此，我们须从“剧场隐喻”中这三重视角，特别是“旁观者”视角去看马克思辩证法如何从对于康德、黑格尔辩证法缺陷的克服或升级改造中来的。 一、近代辩证法的根本问题 要理解马克思是如何克服或超越康德、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基于“旁观者”视角建立起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辩证法，须从不同于古代辩证法的近代辩证法的根本问题说起。 辩证法是哲学试图从总体上把握世界，以某种终极实体作为普遍性原则去统一说明现实世界中的万事万物时产生的。古代哲学尚未有自我意识之自觉，是一种实体性哲学，因而其辩证法主要是直观地处理普遍与特殊或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在这种哲学中，自我意识及自由意志所带来的问题尚未突出。基督教哲学上帝创世说引进了恩格斯所说的“抽象主体性”因素，带来了古代哲学中未曾出现的恶的根源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理性主义与意志主义之争。而新教哲学所秉持的唯名论的意志主义，将传统的理性主义与意志主义之争推向了难以调和的境况。近代哲学辩证法就在这种背景下作为试图解决这一思想困境的方法而发展起来。恩格斯指出：“反对基督教的抽象主体性的斗争促使18世纪的哲学走向相互对立的片面性；客体性同主体性相对立，自然同精神相对立，唯物主义同唯灵论相对立，抽象普遍、实体同抽象单一相对立。”③近代哲学辩证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处理普遍原理与特殊存在的关系问题，于是，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转变为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亦即近代哲学“主要的兴趣并不在于如实地思维各个对象，而在于思维那个对于这些对象的思维和理解，即思维这个统一本身”，因而，“近代哲学并不是淳朴的，也就是说，它意识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必须通过思维去克服这一对立，也就意味着把握住统一”。④ 由于思想与时代之间的必然内在关联，如何去克服这一对立、把握其统一，不可避免地涉及近现代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从本质上看，“从中世纪走向现代世界的历史巨变，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两个方面去把握。前一方面当以作为现代工业化生产之根基和原动力的现代科学兴起为代表；后一方面则主要涉及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和传统共同体解体，社会的重组亦即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又必然涉及其矛盾的双重合法性基础：自律性道德生活和民族历史传统”。⑤由于哲学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精神遐思，而是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和相互影响的，因而，哲学对于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解决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并为之提供解决方式。也就是说，哲学必须同时为现代科学、自律性道德生活、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这三个方面提供合法性证明。然而，这三个方面的合法性基础却是各自歧异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这就使得近现代哲学不得不从不同方面或方向去探求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解决。 先看现代科学的合法性问题。古代科学如亚里士多德描述的那样，是单纯的对于永恒宇宙的沉思，是与流变的现实生活全然不相干的领域，因而也就是与流变世界中能够改变事物的技术全然不同的东西。前者由于所沉思的对象是永恒的属神的领域，因而是对于神性的分享；后者则是为了维持生存所不得不从事的低下的活动领域。然而，近现代科学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上却全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尽管人们还常常将科学视为纯然解释世界，但近现代科学的实质却如海德格尔所深刻地揭示的那样，全然不同于古代科学单纯地解释世界，其本质乃是指向改造世界的技术，因而在本质上是为改造世界的技术所规定、所引导的。也就是说，近现代以来的科学活动中，所谓解释世界便是全然服务于改变世界、归属于改变世界的。在这种社会现实生活和思想条件下，思维与存在如何统一，或者说，思想的客观性问题便有了极为不同的意蕴。在这当中，能否有效实现改变世界之目标便成了一个关键性标准。于是，与古代单纯的思辨不同，近现代科学理论必须通过物质性实践的验证，或通过模拟性的科学实验或科学观测的验证。但近现代科学的理论并非如古代科学那般对于世界存在的整体性解释说明，而只是对于人类活动某一局部领域的说明，因而，这种实验或观测的成功或失败，所验证的客观性并非科学理论为世界存在之整体性描述是否如实，而是对于某一局部领域的科学理论在付诸实施时是否客观有效的验证。更重要的是，这种关于某一局部领域的科学理论，亦非对于这一局部领域的整体作全面描述，而是对于其中存在物之间数量关系在理想性条件下的重构，是对于现实存在物之间关系的一种抽象。这种抽象的目的是要做到能够用函数方式描述其间的因果关系。近现代科学这种因果关系观念，“就是把一个有待说明的事件分析成为比较简单的(而且往往是预先存在的)构件，以及以原因为手段对结果进行预言和控制”。⑥不言而喻，“以原因为手段对结果进行预言和控制”，正是现代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之本质。在此意义上，近现代科学的本质正是对于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一种抽象层面上的重构。只是在这种理想化条件下的理论重构中，现实生产实践活动中人主体的目的性被悬置或抽象掉了，剩下的只是抽象的单纯客观过程。但人主体的目的性只是在这种理论构造中被悬置或抽象掉了，而不是从人主体这里被彻底地消除掉了。其所以要将主体的目的性特设性地悬置或抽象掉，是为了发现能够有效实现目的的客观的因果关系，从而在现实实践中有效地实现人主体的目的。因此，在科学理论构造的活动中，人主体是将自身抽象出来放置在一旁，以一种纯粹客观的态度去思考和观察研究对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