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城市蔓延指数的开发

作者简介:
岳文泽(1977- ),男,安徽凤台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镇化与土地利用,E-mail:wzyue@zju.edu.cn,浙江大学土地管理系(杭州 310058),自然资源部城乡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实验室(北京 100812);吴桐,刘学,浙江大学土地管理系(杭州 310058);张琳琳(通讯作者)(1989- ),女,浙江海宁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城市规划管理,E-mail:zhanglinlin@zju.edu.cn,浙江工商大学城乡规划系(杭州 310018);吴次芳,叶艳妹,浙江大学土地管理系(杭州 310058),自然资源部城乡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实验室(北京 100812);郑国轴,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杭州 310007)。

原文出处:
地理学报

内容提要:

城市蔓延已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然而,城市蔓延内涵的争议性和模糊性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本文将城市蔓延定义为一种低效、低密度、无序的城市空间开发模式,这种开发模式与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要求是相违背的。为实现对城市蔓延的宏观管理和精准调控,有效遏制城市蔓延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开发了一套多维度、可比较的,并且与城镇化质量紧密关联的城市蔓延指数。基于卫星影像与人口、经济统计数据,选取代表城市蔓延核心特征的多个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了全国主要大城市2014年城市蔓延指数。结果发现,经济效率维主成分对综合蔓延指数贡献最大(41.30%),人口密度维主成分次之(20.49%),空间形态维主成分贡献率排第三(12.35%)。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城市因为经济效率维度的短板效应显著而被列入最蔓延的行列。此外,不同维度城市蔓延指数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并且综合蔓延指数与城市规模呈一定的负相关关系。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21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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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I:10.11821/dlxb202012013

       修订日期:2020-06-30

       1 引言

       城市蔓延,作为一种低效、无序的城市空间开发模式[1-3],可能带来诸如交通拥堵加剧、开敞空间消失、能源消耗过大等一系列负面效应,严重威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1,3-9]。随着全球城市化步伐快速推进,城市蔓延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陆续出现城市蔓延现象[10-14]。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从20%左右快速提升到当前的60%左右,维持年均一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在全球范围内相对领先。相对于人口城镇化速度,中国的土地城镇化更加迅速,城镇土地扩张速度明显快于人口增长速度[15]。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8-2018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数量累计增长30.36%,而同期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54.91%。如果参照部分学者提出的将土地城镇化速度远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作为城市蔓延的主要评判标准[16],那么中国过去一段时期内的城镇化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城市蔓延特征。事实上,随着中国的城镇化向纵深迈进,城市空间扩张模式走向分化。部分城市伴随着人口的增加,空间与经济规模不断扩大。还有一部分城市,虽然空间规模还在不断增加,但已经出现人口流失,甚至面临经济衰退的问题。因此,当前中国的城市蔓延也不能再以简单的人口与土地增长比来评判了。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双重要求下,只有真实了解城市蔓延的分异特征,分类指导、有的放矢,制定差异化治理策略,才能促进中国国土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自1937年Earle Dreaper提出“Urban Sprawl”一词后,城市蔓延开始进入相关学者、规划师与城市管理者的视野,其定义也层出不穷。Whyte将城市蔓延定义为城市郊区采用飞地式开发方式产生的蔓延现象[17];Gottmann认为城市蔓延是大都市边缘持续不断扩张,以及大城市边缘的带状区域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化过程[18];Anderson等认为城市蔓延是在城市外围郊区居住用地与商业等其他用地分离的现象[19];Dutton认为城市蔓延是城市边缘的主要道路向郊区低密度、无序、功能单一的扩展[20];Soule将其界定为一种发生在城市中心边缘的、低密度的、依赖小汽车交通的开发[21]。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城市蔓延的内涵不断丰富,其复杂性更加显现,突出表现在多维度和多尺度两个层面[1,6,17]。首先,城市蔓延具有多维性:从密度来看,人口密度相对较低或呈下降趋势代表城市蔓延[16];从空间形态来看,城市建设用地越破碎分散意味着越蔓延[22];从土地利用来看,土地利用混合度高表征城市集约发展[3,23-24];从可达性来看,通勤时间越长则表示越蔓延[25]。其次,城市蔓延具有多尺度性:从时间尺度来看,城市蔓延既是动态变化的过程,也可理解为某一时点的结果[1,26];从空间尺度来看,在城市整体单元上被视为缺少控制的蔓延式开发,在城市内部单元上可能是有序合理的[27]。正是由于这种复杂性,城市管理者与公众对城市蔓延往往只有模糊的认知,学界也尚未达成统一的、确切的定义标准。因此在讨论中国的城市蔓延问题之前,有必要给出一个相对明确且易测度的定义。

       开发一个定量的、可横向比较的城市蔓延指数来测度城市蔓延的程度是调控和治理一个国家或者区域城市蔓延的先决条件和政策基础。尽管学术界已经深刻认识到城市蔓延测度的标准是模糊的,很难给出一个绝对的、准确的蔓延度[1],但关于城市蔓延测度的探索和尝试从未停止。目前城市蔓延测度的实证研究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多案例的横向比较研究,另一类为单个案例的纵向比较研究。最开始城市蔓延多案例研究主要采用单指标测度,常以人口密度或人口与建设用地增长率之比来量化城市蔓延[16,28]。近年来国外城市蔓延多案例研究中多指标测度方法日渐成为主导,主要采用密度、形态格局、土地利用混合度、可达性等指标来度量[2-3,14]。国内城市蔓延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多案例研究仍局限于传统单一指标测度方法[29-30],多指标测度方法主要出现在单个案例研究中[26-27,31]。总体来看,目前中国城市蔓延的定量研究中,多指标测度、多案例比较的实证研究相对缺乏。因此开展多维、多案例的城市蔓延实证测度对于推进中国城市蔓延研究进程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从多维度指标出发,构建一个与城镇化质量紧密关联的中国城市蔓延指数,测度并比较全国主要大城市的城市蔓延,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可以填补国内相关文献研究空缺;另一方面有助于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与治理实践,既能刻画单个城市的城市蔓延现状以服务于城市精准调控,又能横向对比若干城市之间的蔓延程度差异以服务于区域宏观管理,为国土空间治理提供多维支撑。基于此,本文选择全国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用地报国务院审批的106个重点城市(不包含港澳台地区)为实证研究对象,结合中国城市蔓延的典型特征,开发一个基于多指标综合的城市蔓延指数,通过横向比较揭示全国主要大城市的相对蔓延程度和空间差异情况。

       2 数据与方法

       2.1 多维指标体系构建

       由于缺少统一的概念界定,本文基于文献梳理,对国内外学者共识度较高的城市蔓延内涵进行了梳理。国内外文献关于城市蔓延内涵的论述中,学者们对城市蔓延在空间形态的紧凑度、人口分布的集聚程度、建设用地开发与利用的效率3个方面的特征表现具有较高的共识。①最外显的特征是空间形态的不规则、不连续和分散,尤其是跳跃式城市空间扩张,代表了许多迅速扩张的郊区和城市边缘地带的开发特征[31,33-34]。②人口集聚度低,具体表现为单位面积土地上居民点的数量、居住人口或就业人数等各种城市人口的低密度分布情形[3,28]。③建设用地利用低效[26-27],具体表现为城市建设用地(尤其是经营性用地)的经济产出低。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下,土地利用效率高低是影响城镇化质量的关键因素,如何让有限的空间资源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用是各地国土空间管理的重要任务,因此,城市蔓延的第3个特征也将越来越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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