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江苏碑刻作品考辨及其书法特色

       碑刻文献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书法价值。比之其他类型的传世文献，江苏碑刻文献主要具有三大特点：首先，时间跨度大。江苏碑刻文献从秦汉时代开始，有《刘厉王胥宫殿记残石》《校官碑》《禅国山碑》《天监井阑题字》《瘗鹤铭》《栖霞寺明徵君碑并阴》等数百种，留存了丰富资料。其次，覆盖范围广。江苏省现存碑刻文献涵盖了政治、经济、人物、民俗、教育、地理等各个方面内容。以元代为例，有文教事业碑《学校拨田地圣旨碑》、德政碑《无锡州重建谯楼记》、题记《张公洞周绪等题名》、文学作品《范文正公伯夷颂》、图像《碑阴瑞竹图》等百余块，构筑了元代社会的文化场景。再次，真实可靠性高。碑刻文献由于材质和制作的特殊性，其原始性和真实性向为学界所重。此外，江苏省现存重要的碑刻所保留的文字具有较高的书法史价值。这些碑刻文献扩展了书法史研究的时间和空间。就元代而言，江苏就有蔡杞《昭灵侯祠记》、贡奎《镇江路儒学增养士田租记》、王克敬《新修平江路学记》、苏天爵《重修周将军祠宇记》等碑刻书法作品。元代书坛领袖赵孟(1254-1322)书丹的碑刻在这些作品中意义尤为显著。

       一、赵孟江苏碑刻书法的价值和书碑缘由

       在元代，赵孟作为影响较大的书法家书写了较多碑石。被梁启超称为兼具“考证经史”“研究文史义例”“讲鉴别”而“集诸派之长”①的金石学家叶昌炽(1849-1917)在《语石》中说：“宋人书长于简札，而不宜于碑版，至赵文敏出，重规叠矩，鸿朗庄严，奄有登善、北海、平原之胜，有元一代丰碑皆出其手。前贤谓韩文‘起八代之衰’，余谓赵书亦起两宋之衰。溯其生平，洊历五朝，年登大耋，自至元以迄至治，所书碑版照耀四裔。”②叶昌炽对碑刻品评不随波逐流，有独到见解，且先后搜罗赵孟所书碑版不下五十通，因而他对赵孟书碑的艺术判断颇具说服力；叶昌炽将赵孟碑刻书法与韩愈文章并论，对赵孟碑刻书法给予了积极评价。宋代石刻基本沿袭唐代石刻形制，但书法方面却渐乏生机。至元代，赵孟因其书法造诣和书坛地位改变了原本的发展曲线，其书风成为江南士人学习和讨论的对象。据王连起考验，赵孟的书碑刻石，可见者已超过百种③；王祎则云“近百种之多”④。统计数据稍有出入，但赵孟在元代书写大量碑版却是事实。就现存赵孟江苏碑刻而言，就有《居竹记》《松江宝云寺记》《江东宣慰使珊竹公拔不忽神道碑》《玄妙观重修三门记》《吴江重建留珠兰若碑》《常熟知州卢侯生祠记》《江浙尚书省札付碑》《大报国圆通寺记》《乾明广福寺重建观音殿记》《崇禧万寿宫记》《平江路重修儒学记》《光福重建塔记》《长春道院记》《姑苏能仁庵记》等三十余种。

       赵孟书碑众多，究其缘由主要有三。首先，书法成就。时人慕赵孟书法之美，求书者甚众。如：“吴兴八俊”之姚式(1260-?)跋赵孟《过秦论》云：“子昂善书名世，求者纷至。”⑤诗人方回(1227-1305)也云：“小者士庶携卷轴，大者王侯掷缣帛；门前踏断铁门限，苦向王孙觅真迹。”“如池如沟弃残墨，如塚如陵堆败笔。”⑥记载都颇为生动。其次，为官经历。大德三年(1299年)八月，赵孟任“集贤直学士、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⑦，直至至大二年(1309年)。其间，赵孟以其才学、社会地位、官宦生涯赢得江南士人的认可，求书碑刻者也越来越多。在多年为官生涯中，书法研习始终与之相伴，鬼谷岩前观“唐文字字奇”，轻拂苍藓“细读老君碑”⑧。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赵孟体悟到书法较功名更可畅神，亦可达到传世之功效。可想而知，当赵孟领略前贤碑刻书法时，作为官员和书法家，他也曾构思着自己将可传世的碑刻书法，因而也才发出“古来名刻世可数，余者未精心不降。欲使清风传万古，须如明月印千江”的感叹。再次，儒学石刻的大量涌现。以江苏各地为例，《江苏金石记》所载元代相关儒学石刻就有《崇奉孔子谕旨碑》《崇奉孔子圣旨碑》《常熟县加封孔子制诰碑》《谕内外尊奉孔子诏碑》《丹阳县加封孔子制诏碑》《句容县儒学田籍记》《加封明道伊川制》《新修平江路学记》《句容县恭刻制词记》《扬州路学田记并阴》等，儒家学者被加封和有关学田管理等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统治者对儒学教育的关注。至元六年(1269年)四月，元世祖下诏，要求提刑按察司“劝课农桑，问民疾苦；勉励学校，宣明教化”，还强调“事有似缓而实急者，学校是也，盖学校者，风化之本，出治之原也”，并言明“学校之设，有名无实，由是吏民往往不循理法，轻犯宪章，深不副朝廷肃清风俗宣明教化之意”的状况，因而“移文各路遍行所属，如遇朔望日，长次以下正官同首领官，率领僚属、吏员，俱诣文庙烧香，礼毕，从学官主善诣讲堂，同诸生并民家子弟愿从学者，讲议经史，更相授受”，“选择有德望、学问可为师长者于百姓农隙之时，如法训导，使长幼皆闻孝悌、忠信、廉耻之言，礼让既行，风俗自厚，政清民化，止盗息奸”⑨。此外，元代文人也记述了元朝“六七十年之间，所在学校，诵声相闻”⑩的情形。这些记述反映了元代统治者关注地方儒学教育的态度。尤其在江南，儒家文化繁盛。不难推测，作为汉人、儒者、朝中要员的赵孟，被要求书写相关碑文，也在情理之中。除却上述三种缘由，经济因素亦是重要原因，限于篇幅，他文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