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之际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而殷周之变的形式和性质，却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一个聚讼纷纭的重大问题。关于殷周之变的形式，是因袭损益，还是除旧立新？孔子的意见是：“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就是说，殷周之“礼”是一脉相承的(“因”)，只是有所革除(“损”)和发展(“益”)而已。对于这一成说，王国维在刊于1917年的《殷周制度论》一文中发起挑战：“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①此论一出，立刻被奉为圭臬，影响巨大，占据学术界的主导地位。不过，随着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和商周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分封制、继承制、宗法制等诸多方面对这一学说提出质疑。如刘源在前人基础上，根据近年新发现的应公鼎铭文、黄组征人方卜辞、周公庙遗址宁风卜辞等甲骨文、金文材料，指出周初的政体、祀典、名号制度等方面均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殷商旧制，从而为孔子的“周承殷制”说提供了新的论证。② 关于殷周之变的性质，是人文代替宗教，还是人文与宗教并行？受王国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论断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指出：“周人根本在怀疑天，只是把天来利用着当成了一种工具，但是既已经怀疑它，那么这种工具也不是绝对可靠的。在这儿周人的思想便更进了一步，提出了一个‘德’字来。……根本的主意是‘人定胜天’，便是要把人的力量来济天道之穷。”③其后，傅斯年也指出：“殷周之际大变化……其转变之特征究何在？曰，在人道主义之黎明。”④尽管如此，傅斯年并不认同“周人根本在怀疑天”的观点。他说：“周初人能认识人定胜天之道理，是其思想敏锐处，是由于世间知识饱满之故。若以为因此必遽然丧其畏天敬天之心，必遽然以为帝天并无作用，则非特无此必然性，且无此可然性，盖古代人自信每等于信天，信天每即是自信。一面知识发达，一面心存虔敬，信人是其心知，信天是其血气，心知充者，血气亦每旺也。”⑤徐复观更将周初思想的特点概括为“宗教中人文精神的跃动”。⑥ 笔者认为，“德”是西周思想的核心概念，因而，厘清西周德论系统及其形成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钥匙。 一、外在之命、外在之德与人伦之德 问题恐怕需要从殷商宗教观念说起。我们知道，殷墟卜辞称至上神为“帝”，后来称为“上帝”。到了周代，至上神虽然仍被称为“帝”和“上帝”，但更多的情况下被称为“天”。何谓“天”？冯友兰提出，天有五义，即物质之天、主宰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和义理之天。他认为：“《诗》、《书》、《左传》、《国语》中所谓之天，除指物质之天外，似皆指主宰之天。《论语》中孔子所说之天，亦皆主宰之天也。”⑦就是说，诸如命运之天、自然之天和义理之天都是孔子之后形成的。虽然这是到目前为止有关“天”的含义的最合理的论说，但笔者以为仍有可商榷的空间。 “天”之诸义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相当长的形成过程。“天”字已见于商代甲骨文，其本义就是头顶上的天空。因此，这个意义上的“天”，与其称为“物质之天”，不如称为“天空之天”更符合“天”的本义。不过，从殷周之际开始，“天”的其他义项都已逐渐出现，使其地位有了极大的提升，从而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首先，正如郭沫若所说，称至上神为“天”始于殷周之际。⑧王震中进一步指出，“天”本来就是周人的至上神，“周人在继承商朝对帝崇拜的同时，又加进把天作为至上神的观念，并使‘帝’与‘天’在至上神的意义上具有同一性。天、帝具有了同一性，天帝成为真正的至上神。”⑨这个作为至上神的“天”，就是冯友兰所说的主宰之天，也有人称之为人格之天或宗教之天。此“天”既然与“帝”具有同一性，且二者在金文中甚至在同一铭文中可以并存，在《尚书》中也经常可以互用，因而称之为“天帝之天”或许更确切。其次，在商代，帝虽然为至上神，但不具有生万物的功能。到了周代，“天”不但为至上神，而且还兼职为人与万物的产生者。如作于周公、成王时的《诗经·周颂·天作》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这是说包括山川之内的大自然由天所生。另外，《诗经·大雅》中的《荡》和《烝民》都有“天生烝民”的诗句。这里的“天”，能够生育万物、为万物之母，乃宇宙之本，姑谓之本根之天。就对中国哲学的影响而言，在天之诸义中，当首推本根之天，可惜不在冯友兰的天之五义之中。再次，相传周公所作的《诗经·大雅·文王》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这几句诗透露出三个重要信息。一是，虽然“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但上天毕竟是人间规则的本原。二是，由于“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所以人们要效法文王。三是，之所以效法文王，是因为文王体现了存在于“上天之载”的天则。因而，这个“天”就不仅仅是宇宙万物之本根了，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形式法则的意义、本体的意义，乃宇宙之最高法则，这就是冯友兰所说的“义理之天”。不过，笔者认为“义理”一词含义稍嫌宽泛，用在这里恐不甚确切。因此，笔者倾向于称之为“本体之天”，以与表达宇宙之母的“本根之天”相对应。至于自然之天和命运之天，在殷周之际的文献中也有迹可循。如《尚书·西伯戡黎》有“不虞天性”之语，其“天”字，可理解为“天生的”“天然的”，已带有自然之天的性质。另外，《尚书·召诰》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所述“吉凶”“历年”，后世归之为命运，故此“天”字，可视为命运之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