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质上和现实性上，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和社会转型是中国自我认识的过程，是中国历史重新发现的过程，也是中国现代化思想重建的过程。以中国为主体也是以中国为对象的历史观，是中国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思想基础，是以中国历史经验为依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同时也是中国自我评价的历史价值观。由此出发研究中国社会性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和明确中国社会转型方式，均应围绕中国历史和现实特点来展开，必须在中国的语境与史境中研究中国问题，并充分揭示出中国区别于西方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 1843年马克思在致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提出：我们不是教条地以新原理面向世界，而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这是决定马克思哲学转向的根本性命题。哲学原理是来自批判的头脑，还是来自产生它的世纪？是从纯粹概念编织的独立的哲学体系中演绎出来，还是从每个时代人们所处的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中引申出来？思考这些问题，源自德国古典哲学的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给了我们深刻启示。近来，关于马克思哲学阐释中的康德、黑格尔两种倾向之争，使得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再次复归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视野。我们面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面对其与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史渊源，无疑要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去厘清或探寻马克思哲学的哲学之基和根本性质，因为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中的超越性不是横空出世抑或悬置的。必须看到，恰恰是脱胎于德国古典哲学的马克思哲学，以完全不同的现实路向终止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路向。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完成的哲学”，黑格尔基于绝对精神自身演变的逻辑要求所提出的思想建构的准则，在马克思那里实现了基于唯物史观原则的变革性飞跃，这就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构建思想体系、阐释精神历史。因此，在讨论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关系时，是否能在思想史和现实中拓展马克思哲学的发展，是否能够注意到现实领域或现实问题的一维，避免观念论哲学或者说思辨哲学侵入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和对现实问题的理论解答，成为哲学研究者的难题。这不仅直接触及对马克思哲学性质的理解，也直接触及基于中国经验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理论阐释。 中国政法大学李德顺教授明确提出：我们讲马克思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应该是站在马克思的立场来看德国古典哲学，而不是用德国古典哲学来肢解和重塑马克思哲学。这个问题是我们治学方向上的一个重大的实质的问题。2020年11月28-29日以“马克思与德国哲学传统”为主题的“第二十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在山东大学举行，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承办，来自国内各主要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150位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马克思与德国观念论”“马克思与德国哲学”“黑格尔与马克思哲学”“德国社会政治哲学”等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观念论的关系 马克思在论蒲鲁东时指出：“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他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因为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预先存在的、永恒的观念。”可以说，马克思说的这种预先存在的、永恒的观念的“哲学观念论”始终会缠绕着我们的头脑。寻找思想的经验基础，是唯物主义哲学的共同特征。然而，在旧唯物主义那里，这一努力是不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其经验基础是“抽象的个人”，而没有处于“还原的历史”之中。历史证明，要把复杂的精神现象和思想形式还原为单纯的个体经验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从事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个人”是唯物史观的前提。只有在这一前提下，历史才能还原为“生产生活”的历史，个体也才能是现实的历史中的个体，各种范畴也才能显现为“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也就是说，作为马克思哲学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一种历史分析的功能，是一套严谨的研究方法。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方法，一个最重要的基本要求是，提出或回答任何问题，都必须将其置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中，从社会的具体矛盾冲突中观照研究对象的冲突。由此，问题的现实化成为马克思登上德国哲学高峰的阶梯。 黑格尔曾经写过一段重要的话：“真正的思想和科学的洞见，只有通过概念所作的劳动才能获得。只有概念才能产生知识的普遍性，而所产生出来的这种知识的普遍性，一方面，既不带有普通常识所有的那种常见的不确定性和贫乏性，而是形成了的和完满的知识，另一方面，又不是因为天才的懒惰和自负而趋于败坏的理性天赋所具有的那种不常见的普遍性，而是已经发展到本来形式的真理，这种真理能够成为一切自觉的理性的财产。”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使得德国哲学的思辨传统得以张扬，他完备且庞大的哲学体系也实现了思辨精神的极致化。而问题在于黑格尔所说的只有概念才能产生知识的普遍性，才能超越普通常识的不确定性和贫乏性，这种理性的建构原则所留下的“自觉的理性的财产”，其真理的谜底深藏何处？因为“人类的理性最不纯洁，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见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哲学对思辨哲学实现了翻转或者超越，却内在地与其保有先天逻辑联系。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认为，马克思的学说与德国观念论有着深切关联。比如“对象性的活动”原理恰恰是通过康德到黑格尔完成的，这导致了观念论上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这个活动的概念，首先和康德的自我意识的纯粹活动相关联，后来又和黑格尔的自我活动相关联。他认为德国观念论虽然一方面构成了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哲学的后盾，但是另一方面它提供了伟大的遗产，这个遗产就是社会历史之现实的观点。黑格尔的学生们对着老师的伟大创作不知所措，正是马克思史无前例地把社会历史之现实的思想注入哲学理论中，并且构成了马克思宏大理论叙事的直接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