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2020年11月28日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纪念日。恩格斯的名字是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和社会运动一直在进行，但毋庸讳言的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很多人对恩格斯的生平、思想和业绩越来越不熟悉，而在学术界关于他本人的思想以及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解释和评价又一直存在着争议。有鉴于此，在今年这个特殊的年份，依据恩格斯的著述，重新梳理他对资本时代“疾苦和病症”的批判与对人的解放之路的探索，进而重估其思想当代价值，就成为对他最好的纪念。 一、通过亲身观察为资本时代“画像” 恩格斯出生于当时尚未统一的德意志最大的公国——普鲁士著名的工业城市巴门(现德国伍珀塔尔市)的一个富商之家，钟鸣鼎食的家境使他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尽管他没有实现完成高中学业并进大学深造的愿望，而是屈从于父亲的意愿去学习经商，但青少年时期的学习为他打开了博大的世界视野，培育了他观察问题时的历史眼光和超越现实的坚强决心。 不仅如此，青年恩格斯不同于父辈之处还在于，他对家族财富的积累和产业的壮大无所挂心，却细致地观察和思考了故乡整体的社会状况。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虽然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但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处境却极为悬殊。一方面，包括自己家人在内的资产者心安理得地过着舒适而富裕的生活，而这样的人只占社会群体的极少数；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下层等级……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页)人本主义教育和普遍之爱的情怀，使他对现实产生了疑问、怀疑，觉得这样的社会是不公正的。 后来恩格斯又被父亲派往“汉萨同盟”重要的城市和港口不莱梅学习做生意，而其最重要的经历则是在英国曼彻斯特长达20余年的经商活动。在这过程中，他的身份、职业与其志趣和信念是矛盾的。他本身属于资本家阶层，代表着自己企业的利益；但他的人生定位却是“社会主义者”：“一个不属于劳工阶层的人却想方设法要改变劳工阶层的命运”。(cf.Haus)英国是资本时代的“典型”，曼彻斯特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城市，在那里有“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为此，恩格斯“用了21个月的时间，通过亲身观察和亲自交往来直接了解英国的无产阶级，了解他们的愿望、他们的痛苦和欢乐，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材料补充自己的观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85页)，进而写成其早期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作品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从“身体、智力和道德”诸方面作了极为细致的描述，更从精神层面揭示了无产者的境遇：没有一个地方真正实行义务教育，社会上的教育设施与人口数目相比少得可怜，工人阶层中只有少数子弟才勉强有机会上学就读，但即便如此，也只能去质量最差的学校，绝大多数儿童则只能在工厂或家里做工。而对于有工作的人来说，强制劳动的体验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痛苦。工人愈是感到自己是“人”，就愈痛恨自己的工作，因为他充分感觉到这种工作是被迫的，对他自己说来是没有目的的。这种“生活的毫无保障、挣一天吃一天”的状态，引发了社会严重的“堕落”现象，对道德所起的破坏作用甚至比贫穷还要厉害得多。 占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的穷人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可怕的贫困处境以及不堪的精神、道德状况无疑是时代的病症。而更令人忧虑的是，它们与宗教虔诚主义的愚弄、政治专制主义的统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密切关联着，或者说这些社会因素的交叉作用使危机更为深重。在当时的欧洲，传统宗教仍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虔诚主义提供给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充满了虚妄、蒙昧和“倒错”。在恩格斯故乡的埃尔伯费尔德地区，“对待工人最坏的”是作为“虔诚派教徒”的工厂主们，他们把2500个学龄儿童中的1200人赶到工厂里做工，因为这比雇佣成年工人节省一半人力成本，却可以施加同样的劳动强度，进而赚取超额利润。对这种“违背天地良心”的残酷做法，他们并没有感到一丝愧疚。相反还“满不在乎”，他们自认为“灵魂不致因为使一个儿童变坏堕落就下地狱，特别是这个灵魂如果每个礼拜日到教堂去上两次，那就更心安理得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5页)。而那些没有进工厂做工而是“侥幸”上了学的孩子，很多人进入的是教会学校，宗教教育成了他们学习的主要课程。他们自小头脑里被塞满了各种无法理解的教条和神学上的奥义，激发起他们对其他不同教派的仇恨和对本教狂热的迷信，相反，现代科学知识和理性的道德教育却严重缺乏。 除此之外，恩格斯看到专制制度下的等级结构、权力分配及其思想控制更是严重的枷锁，到处是“自以为是的鼠目寸光的人”、“难以理解的裹足不前的英雄好汉们”和“开倒车的达官显贵们”。恩格斯将这些人比喻为“笼罩着我们时代的曙光的乌云”。在这样的社会，真理与伪真理的境遇完全“错位”了，真理可贵，但命运多蹇，比较而言，伪真理却往往更为走运，一种“新东西……如果不属于那种圆通的伪真理就要受到压制”。同时，历史真相被歪曲甚至遭虚构：“企图把整整300年当作闯入禁区的涉险旅行、当作发热病时的梦呓从世界编年史中一笔勾销”，“自查理大帝以来登台亮相的各种思想，500年间不断相互排斥的各种风尚，都企图把自己的消亡了的权利再次强加于现代。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和路易十四的专制制度、罗马的教阶制度和上一世纪的虔诚主义，相互争夺消灭自由思想的荣誉!”而这一切“为的是把那些使‘朕即国家’这样的制度感到舒适自在的式样强加于我们的时代精神”。最新的文学作品中到处充斥着愚昧和无知，同“现代蒙昧主义者的大喊大叫相呼应”。(同上，第106-108、112页)恩格斯的这些剖析既细致入微，又入木三分。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还没有与马克思结识，但对照同一时期《莱茵报》上那些振聋发聩的时评，不难看出，他们对时代病症的揭示如出一辙。恩格斯通过亲身观察并且付诸笔墨，给资本时代画像，写下了这样“漂亮的罪孽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