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B0-0；B0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0)05-0025-11 DOI:10.14086/j.cnki.wujss.2020.05.003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著述，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流淌着生动的、激烈的理论批判。从表面上看，马克思的理论批判分散在各个学科领域内：关于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等的哲学批判，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关于社会契约论的政治学批判，关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理论批判以及关于历史编纂学派的历史学批判等。毋庸置疑的是，马克思的理论批判是如此引人瞩目，触发了众多学科领域的热烈讨论，并形成了诸多卓越的理论成果。近年来，有些学者还尝试着将不同的理论批判勾连起来加以考察，比如，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同样关涉其对近代政治哲学的批判。甚至，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论断，后世所有关于马克思理论的研究文献，不论是著作还是论文，都一定会关联到前文所提及的马克思的理论批判。在这一意义上，有关马克思理论批判这一主题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 尽管如此，笔者却认为，在一些基础性问题上，马克思理论批判的当代研究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马克思的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等，能否在“理论批判”这一更为普遍的名义下获得理解？如果我们承认所有这些批判都是马克思理论批判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可以借助什么样的视角或途径理解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理论批判呢？围绕着这些问题，本文将试图论证，通过借助“实践”这一维度，我们不仅能理解马克思开展理论批判的缘由，还将进一步理解其开展理论批判的具体方式以及达成的效果。 一、旁观者视角及其理论批判 在具体理解实践维度的内涵以及这一维度对马克思理论批判的重要影响之前，我们需要首先回答如下问题：那些被马克思激烈批判的理论，无论归属于哪个具体的研究领域，是否具有一定的相通之处、相似点呢？或者，更明确地讲，在马克思看来，这些理论共同地包含着什么样的根本缺陷而必须被批判呢？为了回应这一问题，本文将以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作为讨论的出发点。选取这一出发点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马克思的理论批判最初就是从哲学开始的，另一方面，哲学批判有利于我们从总体上理解马克思的理论批判，特别是有利于我们找到其理论批判的着眼点——“旁观者”这一理论视角。 在较为严格的意义上，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开始于他的博士论文写作，其成果集中体现为《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这篇论文。在这篇论文以及相关笔记中，马克思开始触及“旁观者”这一视角，在评论哲人与人民以及哲学与世界的关系时展露出实践维度的微光。比如，在博士论文的笔记二中，他花费了不少篇幅讨论哲人与人民的关系——“希腊哲学家是造物主，他的世界和在实体东西的天然阳光下繁荣昌盛的世界是不同的”[1](P63)；“所以这些哲人和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的塑像一样极少人民性；他们的运动就是自我满足的平静，他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同他们对待实体一样地客观”[1](P65-66)。从表面上看，马克思的这两段评论可以从主客二元论的角度被理解，即哲人是主体而人民是与之相对的客体。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一理解还可以更进一步：哲人不是一般的主体，而是将自身当作独立于现实的超越者(类似于神的存在者)，将自身当作高高在上的旁观者，以神之于人的方式审视具体的、多变的、复杂而迥异的日常世界。 可以设想的是，一旦理论把自身设定为外部世界的旁观者，理论就是以中立的解释者的姿态出现的；既然理论只是中立的旁观者，那么，一方面，理论无需对世界作任何价值判断，现实世界的“善”或“恶”都不构成对理论本身的挑战；另一方面，理论不必走出自身的内在世界而去实际上做些什么，只需全神贯注于自身的圆融性与一致性。正如马克思后来所意识到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2](P502)，不论是理论自身还是以理论的方式所展开的理论批判，全部限定在理论的疆界以内。在此时，马克思应该是受到了黑格尔的启发，意识到理论不能停留在自身之内，理论应该与现实和历史发生真实的关联。正如论文附注所指出的，“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3](P75)。为什么哲学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实践？为什么哲学的实践仍然是理论的？根据马克思的自述，哲学总是以理论的方式“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3](P75)，总是以内在的方式理解乃至塑造外部世界。由此看来，马克思在这一时期仅模糊地意识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问题，但针对这一问题未能提出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在随后的哲学批判特别是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愈发意识到，黑格尔在主客体、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统一方面所作的努力是非常不够的，未能打破哲学自身所施予的魔咒。毕竟，如果哲学家不放弃其作为旁观者的立场，那么，现实始终是外在于哲学的世界，而哲学所理解的世界也只能是被哲学“过滤过”的、符合抽象原则的世界。一方面，黑格尔敏锐地捕捉到理论与实践、哲学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始终是其关注的主题，甚至还在自然哲学、法哲学、历史哲学等领域做出了卓绝的探索；但另一方面，由于他将自身设置为一个超然的旁观者，所以，无论自然世界还是人的世界，无论市民社会还是政治国家，抑或人类历史，最终都被“绝对精神”所统领，甚至所有这些现实不过是“绝对精神”的某一阶段、某一环节上的现象。“实体即主体”这一论断，将哲学的旁观者立场推至一个极端的境地，以至于黑格尔哲学很容易被理解为宗教哲学的一个变体。正如马克思在多处批评过的，“差别”对黑格尔而言只是一个范畴[2](P278)，只是理论在玩弄自身的逻辑时需要的一个过渡，差别范畴与那些真实地出现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和谐、冲突是无关的。由此，对差别的理解和解释当然也不会引发任何实质上的斗争或革命。 黑格尔之后的青年黑格尔派，虽然自恃开展了关于黑格尔哲学的彻底批判，但在马克思看来，这些批判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未能超出黑格尔，仍然是在理论之中开展理论批判，甚至在很多方面还降低了黑格尔哲学的理论水准。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德国的批判，直至它最近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2](P514)；“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2](P516)。或许，有人会认为马克思的上述批判言过其实了：无论青年黑格尔派的领袖人物鲍威尔，还是撰写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并被马克思恩格斯大幅批判的施蒂纳，都是那一时期的哲学翘楚。的确，我们不必怀疑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在理论建构及理论批判中所展现的真诚的、严肃的态度，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他们的理论视角决定了他们难以跳出自身所设置的理论框框，而导致理论屡屡错失对现实的真正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