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82/j.cnki.1000-5560.2020.11.004 一、引言 有学者认为，教育既是实现阶层跨越的重要途径，也是维持阶层地位的重要手段(薛海平，2015)。中国历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和“鲤跃龙门”的佳话，即便在今天，教育也承担着无数家庭“望子成龙”的美好愿望。然而，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以及社会急剧转型带来的阶层分化，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采用课外补习这种有偿支付的形式，来提升子女的竞争优势。于是，一种与学校正规教育体系相并行的“影子教育”逐渐兴盛起来。 影子教育也称私人辅导，它以其对主流教育的依附性而得名。根据Bray(1999；2009；2013)的定义，影子教育可以从三方面进行识别：(1)有偿性，即私人性；(2)补充性，即课外性；(3)学术性，即仅包含学科类培训，如语数外等。从这个定义来看，非学科类的校外培训，如声乐、艺术和体育运动等，严格来说都不应纳入影子教育的范畴。但由于在一些地区，非学术类科目也有助于在升学考试中获益(Liu et al.，2017)，因此，一些学者也习惯于把投资于非学术类的私人培训视作影子教育的一部分加以研究(Liu，2019；薛海平等，2009)。考虑到这一现象的多样性，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采取了后一种较为广义的概念，即影子教育在有偿性和补充性的基础上，也包含了对非学术类科目的培训。 近年来，影子教育在国内受到各个阶层，尤其是新中等收入群体的青睐，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随着影子教育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学校教育的功能，不同背景出身的青少年在影子教育的参与上是否存在差异、存在哪些差异，就成为研究教育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所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目前已有不少国内外文献采用定性分析或混合研究的方法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视角涉及家庭背景、学校质量和同伴群体等不同维度，然而这些研究较少基于中国数据进行跨数据层级的量化研究，并且在实证分析方面，所得的结论也不甚一致。因此，深入研究我国青少年影子教育参与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对于我们理解和认识现阶段的家庭教育投资行为与影子教育的社会功能，仍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基线数据和多层次线性模型(HLM)，以我国初中生群体为研究对象，对如下问题进行了探讨：(1)青少年影子教育参与机会受到哪些家庭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对影子教育选择的影响有何差异?(2)青少年影子教育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可由学校群体因素来解释?(3)学校群体因素如何影响青少年的影子教育参与机会?文章其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模型方法；第四部分为变量和数据介绍；第五部分为实证分析；最后为结论与讨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家庭资本与影子教育参与 教育经济学研究者认为，家庭经济资本越高，父母越有能力和意愿为子女提供教育资源，促进子女的发展(Teachman，1987)。然而，经济资本并非家庭资本的唯一维度。社会资本理论研究者认为，社会资本是人际关系网络中可以用作资产的社会结构，通过运用这些资产，家庭能够帮助子女获得更好的资源和发展机会(Coleman，1988)。法国学者Bourdieu(1973)提出的文化资本概念也受到了教育学者的推崇，这一观点认为家庭文化资本可进一步分为身体化、物质化和制度化这三种资本。其中，身体化的文化资本以精神、素养等能力化的形式存在；物质化的文化资本以书籍、工具等客观化的形式存在；制度化的文化资本以资格、文凭等体制化的形式存在。在文化资本的操作化过程中，常使用家庭藏书量作为物质化文化资本的度量(Entrich，2015；彭湃等，2015)，使用父母受教育年限作为制度化文化资本的度量(李春玲，2003)。 2004年，美国学者Luthans et al.(2004)又提出了心理资本的概念。他认为心理资本是在个体成长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积极心理状态，是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以外的第四资本。其中，作为心理资本重要维度的“希望”，代表了成功的动机，是个体实现目标的心理能量(Luthans et al.，2007)。父母的教育期望，可视作具有激励性的心理能量，表达了家庭对子女的期许与态度(范兴华等，2017)，并且这种积极的心理因素能够通过家庭内的代际间传递得以继承和习得，成为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重要家庭禀赋(Goodman et al.，2009)。因此，本文在心理资本的操作化过程中，使用父母的教育期望水平作为家庭心理资本的代理变量。 已有的研究表明，无论哪种形式的家庭资本都对子女的教育获得具有重要影响(Büchner et al.，2012)。但这些研究大多是对学校教育的分析。随着影子教育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各种形式的家庭资本也在通过影子教育作用于社会再生产。Bray et al.(2013；2014)基于香港地区的数据发现，子女的影子教育参与率同家庭经济水平、父母的教育年限和教育期望呈正相关。Tansel et al.(2006)基于土耳其的数据发现，父母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水平能对子女影子教育机会产生正向影响。Smyth et al.(2009)基于爱尔兰的数据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影子教育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正向作用。Kwok(2010)基于中国的数据发现，家庭资本是影响子女影子教育参与的决定性因素。Jheng(2015)基于台湾地区的数据发现，家庭收入、父母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会正向影响子女的影子教育参与。Ghosh et al.(2018)基于印度的数据也证实了家庭收入和父母教育水平对影子教育的正向作用。Liu(2019)使用SEM模型同样发现，家庭收入、父母的教育水平、职业地位以及教育期望会对子女的影子教育产生正向影响。薛海平(2015)基于CFPS的数据发现，包括心理资本在内的各种家庭资本都对子女影子教育获得有显著的正影响。王晓磊(2017)基于CEPS的研究也得到相似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