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美国针对我国的技术封锁日益严厉，一些利益攸关的国家也在相互沟通，提出“重组供应链”的动议，旨在形成排斥我国的新分工格局。这些设想倘若得以实现，重组后的供应链把我国这样一个业已被实践证明能极大提升全球分工体系效率的巨型经济体排斥在外，将既不利于这些国家，也不利于我国，更不利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乐观一些的看法也许认为，目前的局面尤其是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仅仅是双方相互试探新底线的表现，不至于导致双方脱钩。即便如此，以什么样的基本原则划分底线并开展经济技术往来，也是需要分析的问题。 目前这种纷乱局面有复杂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发达国家对我国这样堪比大洲的巨型经济体的发展尤其是快速的技术和产业追赶抱有疑虑，担心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持续提高，会威胁它们自身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这种担心不会因为发达国家政府更迭而发生根本性变化。化解目前纷乱局面需要多方面努力。我国作为在全球供应链中地位日益突出的国家，应当立足全球和自身发展的伟大愿景，正确理解形势的变化，主动作为，通过设立相应的全球经贸治理议题，引导全球化深入发展。 一、全球化的前景堪忧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特别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反复甚至倒退。一些人把最近几十年来的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归因于全球化。 1.萨缪尔森和鲍莫尔之忧 发达国家担忧在和发展中国家开展贸易往来的过程中，后者的生产率追赶有可能损害前者的利益。持这方面观点的学者包括萨缪尔森和鲍莫尔这样的世界级经济学家。①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已过米寿之年的萨缪尔森(2004)撰文指出，如果发展中国家各种产品的相对生产率趋同于发达国家，即使前者各种产品的绝对生产率水平都低于后者，后者的福利也会变差。其背后的道理也很直观，因为相对生产率趋同就意味着两国比较优势趋同，从而就不必要进行专业化分工并开展贸易，而会回到各自生产所有产品的自给自足状态。更具体地说，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上的生产率追赶，会损害发达国家福利。鞠建东等(Ju and Yang，2009)也在一个两国模型中证明了这一点。 除了萨缪尔森以外，鲍莫尔等(Gomory and Baumol，2000，第四章)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国际贸易中因为生产率追赶而可能导致的国家间利益冲突。在他们的分析中，全球产品种类是固定的，有的国家可能生产和出口更多种类的产品，从而在全球总收入中占有较大份额，而其贸易伙伴国则只能生产和出口余下的较少种类的产品，在全球总收入中占有较小份额。当贸易和分工水平处于中间的区间时，国家间利益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当然，如果贸易和分工水平在这个特定区间之外，也即处于很低程度的话，提高分工和贸易水平会使两个国家都受益，只要不越过上面所说的那个中间区间的上下限。不过，鲍莫尔等也澄清，“本书有可能会被误认为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而事实并非如此”。 萨缪尔森和鲍莫尔之忧，根本上是对发达国家能否保持自身比较优势之忧，是对发展中国家以多快速度、在多宽的技术和产业谱系上追赶发达国家之忧。而从发展中国家角度看，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在尽可能宽的技术和产业谱系上追赶发达国家，又是改善本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根本出路。这样一来，似乎就产生了内在的矛盾，尤其是当快速追赶的国家是中国这样堪比大洲的巨型经济体时，发达国家的担忧会更甚。② 2.萨缪尔森和鲍莫尔之忧可能引发的“囚徒困境” 目前发达国家化解萨缪尔森和鲍莫尔之忧的手段是，限制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并在自己国内或动员多国拒绝采购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高技术产品和服务，甚至限制人员和留学生往来。而中国的博弈策略是，制定国家战略，力图动员全社会力量自主研发发达国家限制出口的技术和产品，进而形成自主可控的技术和产业安全格局。如果今后发达国家对我国技术封锁力度进一步加大、持续时间过长，那么我国产业断链的可能性会日趋严重。 倘若技术和产业体系割裂，虽然完全靠自力更生也能逐步实现技术进步，但在逆水行舟般的国际竞争中，我国技术和产业升级步伐会大大慢于其他国家的联合体。割裂后其他国家和全球福利也会受损。由此形成的格局，较之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家间分工协作的格局而言，无疑是共输的“囚徒困境”。 二、构建基于均势的技术和产业安全格局 扭转目前这种局面，推动全球化重回健康发展轨道，首先需要澄清，萨缪尔森和鲍莫尔之忧是不是无条件成立。 1.萨缪尔森和鲍莫尔之忧并非无条件成立 最近的研究(Giovanni、Levchenko and Zhang，2014)表明，在更加贴近现实的多国模型中，某个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追赶，会由于第三国的存在而不会导致萨缪尔森担忧的发达国家福利受损。 我们认为，即使沿用萨缪尔森和鲍莫尔的分析，只要放松其理论框架中暗含的产品种类固定的前提，引入更加符合现实的分析前提，即发达国家可以不断推动技术进步，研发新产品，不断形成新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技术和产业追赶过程中也会拓宽全球产业和技术谱系，形成新产品种类，而不是在发达国家开创的道路上亦步亦趋，那么，发展中国家技术追赶就不会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比较优势的全面趋同。从而发展中国家的追赶未必一定损害发达国家利益(刘培林等，2020)。 此外，正如新贸易理论强调的那样，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等因素作用之下，即使是发达国家相互之间也难以进入对方已经占据优势地位的行业和领域，更遑论追赶国家。事实上，鲍莫尔自己也在其著作(Gomory and Baumol，2000，第二章)中指出了这一点。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总体优势地位，不会受到国际贸易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