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9；G633.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20)06-0126-30 二战后美日关系的演变是一个从敌人走向盟友的过程，而美国在心理上将日本视作“可靠”盟友是这一转变过程的前提。福斯克的冷战文化起源说认为，极度膨胀的文化帝国主义是美国发动冷战的根源。①作为战后美国冷战战略重要一环的美日同盟的形成同样适用于“文化起源说”，即日本是可以在文化心理上被改造的，美国对日的这种文化认知是战后美日同盟形成及发展的根源。但这一认知被20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国内爆发的反美主义证明是战后美国高度文化自信的误判。最终，美日同盟从美国最初构想的美国文化价值观②为基础转向美日文化价值观并存的“平等伙伴关系”。美日同盟看似进化升级，实则丧失了同盟最为重要的共通身份认同基础，而这是美日关系冲突的根源。正如亨廷顿所言，缺乏共通的文化价值观基础是美日关系相比欧美关系的最大差异，也是美日关系最大的障碍。③因此，战后美日同盟是构建在现实利益考量妥协基础之上而欠缺身份认同基础的“想象的同盟”④。 战后美日同盟起源的相关研究集中于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阐释，虽也研究关注文化因素，但偏重于现实文化外交问题的探讨，⑤缺乏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考察其历史起源问题。入江昭认为“国家间的关系本质上是文化间的关系”，强调“文化路径”(cultural approach)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性。⑥国家间的交流表象看似受安全、经济等因素驱动，但其背后更具决定性的是文化，即国家或民族整体层面的“文化价值观”。⑦战后美日关系逆转性地从敌人走向盟友的原动力之一正是美日文化认知的变动，同盟关系的形成可以被看作是这种认知变动的外在表现。本文结合日美双方的档案资料，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之上，从跨文化研究的视角，探究战后美日同盟的文化起源及其对战后美日同盟关系的影响。 一、战后美国对日认知的转变与美日同盟的可能性 战后美国抛弃不结盟的传统，转向与战时的敌人日本结盟，前提在于其文化心理层面对日认知的转变，即认为日本社会是可以改造的。这一文化心理认知的转变是推动华盛顿对战败的日本最终采取“软和平”方式的根源。推动美国对日文化心理认知转变的动力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胜利带来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急剧膨胀及其衍生的温情主义泛滥。另一方面，日本文化的独特“转向”特质在战后展现出的对美极度“崇拜与屈服”的姿态进一步让美国坚定了日本社会是可改造的信念。战后美日同盟的可能性就萌芽于占领初期美日间这种潜在的文化心理互动。 美国总统华盛顿曾称，“切忌头脑发热式地追求永久的同盟”，杰斐逊总统也提出“不与任何国家缔结错综复杂的同盟”。⑧不结盟的“孤立主义”是传统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迅速由“孤立主义”转向了“全球主义”，结盟成为主流，其背后的原动力是战后急剧膨胀的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即美国的自由民主文化被认为是超越时空而适用于全人类的。⑨入江昭评价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理念称：“美国梦将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美国式经验将成为普遍模式，当美国的理想与制度根植于全球各个角落之时，美国将不再是孤立地存在，全球将成为一个伟大的美国。”⑩美国发动冷战正是由于感受到了外界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扩张的威胁。(11)膨胀的文化帝国主义进一步催生了美国对外政策温情主义的泛滥。沃霍斯认为，美国在战后推行的是“美国文化全球化”的文化“普适主义”(universalism)，而美国自身并不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因为美国相信所有人在面临选择时会拥抱美国文化，美国人自信能够克服一个文化多样化的世界”。(12)文化帝国主义及其衍生的温情主义是推动战后美国对日文化认识转变的原动力。 在“珍珠港事件”前，英美就曾讽刺日本人是另类人种，在战时更是将日本人描述为“原始人”、“儿童”以及“精神病患者”。(13)基于这种认识，美国将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理解为两国无法协调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外在表现。这也是美国政府从1942年起对居住在美国太平洋沿岸约11万日裔美国人实施囚禁的文化心理基础。1943年5月，美国政府首次深入探讨战后日本处置问题时，代表军方的彭斯上校提出日本作为一个文化实体应当被摧毁。1944年的美国盖勒普民意调查，有高达13％的美国受访民众倾向于将日本人彻底消灭。(14)然而，随着日本战败及美军进驻日本，美国对日文化认识发生了逆转。赖肖尔将这种认识转变描述为：“美国人发现日本人并不是他们在太平洋战场上经历的恶习难改的狂热之徒，而是受过良好教育，纪律严明而温顺，且热切期望在改革与重建国家的问题上合作。”他认为日本武士与西欧骑士存在相似性，称日本是亚洲国家中“最西洋化”的国家。(15)美国方面开始转变意识，认为导致日本走向战争的既不是血统、文化，也不是历史，而是日本政府的社会统治和思想教化，而这被认为是可以改造的。尤其是作为虔诚的基督徒且怀揣“救世主式的激情”的“基督将军”麦克阿瑟将对日改革视作“领受基督使命的白人拯救‘东方’社会”，坚信“人民就会相信，民主就会落地生根”。(16)艾奇逊、杜勒斯、凯南等主导对日改革的美国政府领导层都有类似观点，认为战后日本处于“精神上的真空状态”，日本具有极强的可塑性。美国革新人士认为，不仅能够改变日本社会的法律体系、政治制度等“硬件”(hardware)，还能改变日本人的思考模式以及行动方式等“软件”(software)。(17)战后美国对日文化心理认知的转变意味着美国认识到了将日本改造为“小美国”(little America)的可能性，从中能够看到战后美国对日盟友意识的萌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