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德辉与诸桥辙次的学术交流与思想碰撞

作 者:
周妍 

作者简介:
周妍,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周妍,女,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日学人笔谈文献整理研究。

原文出处: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1920年5月,日本汉学家诸桥辙次游访湖南长沙,与叶德辉以笔谈的形式,围绕经学与经学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展开了交流。通过与叶德辉的交流,诸桥辙次捕捉到了当时中国学界的焦点问题,了解到了中国学人的治学理路,加深了对中国学术的认识,在经学与经学史的研究思路上获得了新的启示。叶德辉批判康有为的今文经学,重视古文经学在经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诸桥辙次则通过对儒与经、经与孔子的关系两方面的考证,吸取今古学派的合理之处;叶德辉虽然迎合当时的尊颜风潮,但私下表示并不推崇颜元学说,诸桥辙次则认为颜元的实学思想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儒学真谛,而且影响了日本水户学派。叶德辉与诸桥辙次在经学与经学史研究领域的对话是20世纪20至30年代中日学术交流的一个缩影,具有代表性和启示意义。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21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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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I: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19.12.091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20-06-02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CN 33-6000/C

       1871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两国间的人员往来与日俱增,学术交流也随之迎来一个高峰。一方面,政府官员、民间文人、留学生等大批中国学人赴日,将日本视作中国的发展参考,以日本为媒介学习西方知识;另一方面,日本学者纷纷到中国访问,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留下了大量的日记、游记。这些珍贵的资料为我们走近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域外视角,其文献价值也愈来愈得到学界的重视。但是,仅仅依据日记、游记等材料,并不能高度还原面对面的交流场景,而具有原始性与现场感的笔谈资料恰好与之形成互补。近年来,随着俞樾、吴汝纶、竹添光鸿、内藤湖南等近代中日一流学人间笔谈资料整理研究工作的不断推进,笔谈资料在中国近代史、中日交流史研究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章太炎、叶德辉、胡适、张元济等众多中国学者与日本学人间的笔谈资料尚未得到充分利用。本文即以叶德辉与日本汉学家诸桥辙次的笔谈资料为例,分析20世纪20至30年代中日学人围绕经学与经学史研究展开的交流。

       诸桥辙次(1883-1982),日本新潟县人,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先后任职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文理科大学等,曾向日本皇室进讲中国典籍,长期兼任静嘉堂文库长,因编撰《大汉和辞典》而蜚声国际。诸桥1918年4月首次访问中国,1919年9月至1921年8月在北京留学,此后又多次赴华考察,与各地硕学以笔谈的形式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叶德辉正是其中一员。1920年5月,诸桥游访湖南长沙时,前往叶德辉家拜访,与之进行笔谈,并将笔谈原稿带回了日本。1985年,诸桥辙次的弟子月洞让在《大汉和辞典月报》第11期中将此份笔谈原稿影印出版,并附有录文、翻译[1];1990年,国内学者王继如对月洞让的录文进行了修订[2];1999年,李庆又将此份笔谈收录至他的著作,并进行了注释[3]163-167,至此,资料整理工作告一段落。但是,这件资料的丰富学术内涵尚待挖掘。本文在历史背景下,梳理叶德辉与诸桥辙次的交流经纬,聚焦二人围绕康有为今文经学、颜元实学展开的交流,分析他们在经学与经学史研究领域的观点异同及其在近代中日学术交流史上的意义。

       一、叶德辉与诸桥辙次的交流经纬

       1918年以及1919年至1921年的两次访华期间,诸桥辙次的足迹遍及华北、华中、华东等地,他一路观览风景名胜、探访书院寺庙、考察古迹墓地、拜访各地硕学。途中见闻记载于纪行录《游华杂笔》,据此可以大致还原诸桥与叶德辉的交流经纬。1920年5月2日,诸桥从汉口出发前往长沙,5月3日下午抵达。5月4日至14日期间,先后拜访了湖南省教育会会长陈锐、佛教会长吴嘉瑞①以及左宗棠、曾国藩的遗族左念贻、曾广江、曾广钧等人,交流最多的是叶德辉。《游华杂笔》中的记述如下:“五月四日早九点在三井洋行安置后,向认识的人打听叶德辉,说他学问深厚但为人评价不高。查看《观古堂藏书目录》,叶氏藏书众多。前往叶宅,其子出门来见,进行笔谈,说今日父亲事多,可另择日会面。”[4]125再次访问的日期定在了5月12日。诸桥对叶德辉的印象是:“不到六十岁,没有胡须,龅牙,时而戴上时而摘下金边眼镜。一见之下,无气质之人。然而进行笔谈,学问博通,收获甚大。”此外,“叶德辉谈及五行之说始于《焦氏易林》,此说知者甚少,颇显得意”。5月14日,诸桥第三次拜访叶宅,当日“观看藏书。叶德辉说宋版书籍已多运至苏州。元版以下的书籍甚多。得章太炎、康有为的介绍信后告辞”[4]129。

       在1963年以回顾诸桥辙次学术生涯为主题的座谈会上,诸桥回忆与叶德辉“在长沙多次见面,此前在北京也有会面”[5]278。有关二人在北京的交集,笔谈资料提供的线索如下:

       诸桥:高名久仰之。晚生今次欲究潇衡之胜,游历到此地。曩在北京,请柯凤孙先生得介绍。会有为言者曰,先生既去沙在苏,以是不携其书,不图今日得请谒。晚生之悦,何以过之。

       叶:自丙辰年到苏州,于去年中历十月始归长沙,本拟于本月内仍赴苏过夏,因事稽留。适逢先生莅止,得接清谈,欣幸之至。鄙人承贵国学士商家,相知二十余年,平时与贵国人交情亦更亲切。故贵国现时无不知有鄙人者,惜不能人人握手也。②

       从“曩在北京,请柯凤孙先生得介绍”一句中可知,二人是通过柯劭忞(字凤荪)的介绍相识的。而柯劭忞与诸桥辙次的牵线人很可能是原京师图书馆馆长江瀚。据诸桥回忆:“留学前在嘉纳治五郎的住所见到江瀚,抵达中国后立即前往拜会。在他的帮助下,身居北京的大儒基本都得以会面。”[5]276江瀚曾受邀主持湘水校经堂,抵湘期间结识了叶德辉等在湘学者[6]。综上可以推断,诸桥很可能是通过江瀚、柯劭忞的关系结识叶德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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