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20.011 长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高扬着“普世价值”——打着似乎天经地义的“人性”幌子，试图通过指摘历史上革命的非人道不人性而占领道义的制高点，进而占领历史的制高点。对此论调，人们的态度有三种：一种是持“割裂主义”的观点，认为决不要掉入“人性”的问题式来考量革命，因为人性与革命风马牛不相及，不要生拉硬拽、将两者联系起来；另一种是持“联系主义”的观点，认为革命的合法性标准就应该是人性，背离人性而革命是非法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是持“辩证的联系主义”的观点，认为人性作为一种价值观，可以同作为社会实践的革命相联系，但是，不能简单地肯定抑或否定两者的关联，更不能本末倒置，而应该敷设言说两者之间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石，方能行稳致远。基于此，革命与人性虽有区别，本质上并不截然对立，革命总体上可以促进人性的提升与完满，革命本身有人性、革命过程有人性、革命后更有人性。革命的理念、本质、实践、制度等均总体上具有积极的人性内涵。人性及其进步同样有助于革命发生和进展，还有助于巩固革命胜利的成果。不过，其中有不少理论关节需要仔细地窥测甄别，以求达到通达之效。 问题的提出 曾几何时，有些人把革命化约为“暴力革命”“革命战争”“革命运动”等，并且认为革命是过去时，无需重启革命。有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论调认为，革命只起颠覆性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性意义，因而需要“否定革命”“告别革命”。既然“激进主义”的革命之路不通，那么，推崇和颂扬“保守主义”的改良就是必然的选择。近几十年来的“告别革命论”，与历史上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第二国家内部的修正主义思想何其相似乃尔。伯恩施坦等人的理论失足在于，“在经济学和政治学方面，他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用阶级矛盾可以调和，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逐渐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来驳斥上述思想”。①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以“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用意识形态偏见和某种不可告人的政治诉求来“剪裁”历史，“油炸”“戏说”历史，把革命同现代化对立起来，还说什么“救亡压倒了启蒙”，只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否定和反对革命而精心炮制出来的伪命题，目的是为了否定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斗争，否定革命存在的合法性，继而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合法性。1995年李泽厚和刘再复二人在合著的《告别革命》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我们所界定的革命，是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境中与改良相对立的革命，它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②该书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③，“赞成英国式的改良，不赞成法国式的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④，“解决阶级矛盾可以是阶级调和，协商互让，进行合作，即改良而非革命”⑤，“革命就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⑥，近代中国百年的革命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⑦。由此，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以及一切革命都在“告别”之列。在这种“告别革命论”思潮影响下，革命的“弊病”和“祸害”被渲染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革命的残忍、黑暗、肮脏的一面，我们注意得很不够”⑧。“否定革命论”的鼓吹者还认为“每次农民革命都造成社会生产大规模的破坏”⑨，“很难得出农民运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个普遍的结论”⑩；如维新运动是变法派人士政治激进主义的产物，是“早产儿”(11)；辛亥革命的条件并不充分，“在相当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辛亥革命之所以于此时爆发，完全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革命志士鼓吹、争取的结果”(12)；“现代化的发展与民族的独立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早已表明，即使是那些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也不可能在根本上有碍于它们的现代化运动”(13)。由此，他们骑着历史唯心论的野马，进而否定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农民运动的进步性，而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也统统被否定。显然，他们两位否定的是新陈代谢、变革国家政权社会性质的“暴力革命”“政治革命”。 革命本身蕴含人性 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历史也是一部基于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人性不断丰富和展开的历史，由此，认识人和人性，乃是哲学史上一个争论不休的永恒话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认识人性问题的革命性贡献在于，坚持历史主义原则，超越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指认了人性的社会历史基础和具体历史性，即说到底，不是人性决定历史，而是历史决定人性。何谓“人性”?人性介乎兽性和神性之间，是人的本质(一定社会关系决定的)的具体表现。关于革命的本质，革命化约为暴力革命、革命战争、革命运动不同形态(尽管后者是革命的主要形态)，马克思认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革命包括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马克思认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14)，革命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美国著名哲学家阿伦特认为，革命意味着“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知的故事将要展开”。(15)可见，这里的“革命”是指表明着断裂、飞跃的政治革命。革故鼎新的革命承载着人们对新生活的渴望、对新制度的期待和对新秩序的憧憬，对于人类文明诸共同体的建构起着非常独特的作用。革命是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动力，是新社会制度建构的基石，所以革命必然会引起平常时刻难以出现的激情，其背后就是对于新时代和新秩序的憧憬与期待。 革命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本身蕴含人性。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革命，尤其是实现社会质变的政治革命，体现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压迫，它不是社会历史发展动力中可有可无的环节，而是其中至关重要的环节。(16)没有革命，就没有历史的断裂，就没有应有的飞跃。革命的“发生学密码”在于，一个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阻碍了经济基础的发展，由此，代表社会发展趋势的先进阶级或者集团揭竿而起，“替天行道”，发动革命，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从而以“铁血”“激情”的方式践行了马克思主义人间大道和世间正道。“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17)从此意义上，“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18)，“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19)。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一文中指出：“现在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因此，哪里的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哪里的无产者就必须将它推翻。无产者本身必须成为权力，而且首先是革命的权力。”(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