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随后，他于1992年，又在该文基础上加以扩充，于是形成和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这一著作。其文章和著作所论述的一个根本观点，就是“历史终结论”，即所谓西方自由民主已取得历史的终结性胜利。然而30多年来，这一观点并未得到事实的印证，而是遭到历史的驳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所依据的乃是一种以“追求精神承认”为始原的人性史观。在这一历史观看来：其一，“追求精神承认”，即获得以“自我价值感和身份感”为内涵的“尊重”或“名誉”，是人区别于动物，或“人之为人”的“最基本、最独一无二的特征”①。其二，精神承认的追求是一个“血战”的过程。福山说：“历史开端时期的这种血战为的不是食物、住所或安全，而是纯粹的名誉。”正是这种血战，造成了主人与奴隶的区分，即在生死的决斗中，“甘愿冒生命之险去追求荣誉”的一方成为主人；而“屈从于怕死的本能”的另一方则成为奴隶。不过，在福山看来，这种主奴双方的承认，是一种不平等、不充分的承认。于是，“因得不到充分承认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构成了促进历史向后来阶段发展的‘矛盾’”。这一矛盾导致人们去“寻求一种满足主人和奴隶双方在相互平等基础上得到承认的方式”②。如此一来，人类历史也就表现为“主人与奴隶之间内在不平等的承认被代之以普遍的相互承认”的历史，或曰追求“精神上平等承认”的历史。其三，上述斗争的结果，也就导致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确立。因为这个制度“承认他们作为自由个体的自主权”。或者说：“自由民主国家——用普遍的、平等的承认取代了主奴关系，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承认问题。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人们孜孜以求的——驱动着早前‘历史阶段’的——就是承认。在现代世界，人们最终找到了这种承认，而且得到了‘完全的满足’。”③由此，福山认为：“自由民主的理想则已尽善尽美。”作为这一理想体现的“自由民主制度”也就“不是偶然之物……而是人之为人的本性的发现”。于是，他得出结论：“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④ 那么，福山用以对其“历史终结论”进行论证的这种以“追求精神承认”为始原的人性史观，其科学性和解释力到底如何?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和澄清其间的理论是非，下面就人的最本质特征、人类历史的本质以及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得以确立的真实逻辑等三个问题，分别来展开论述。 一、“追求精神承认”并非人的最本质特征 何为承认?在人际关系意义上，承认是一方以某种方式对他方表示肯定或接受的行为。人作为社会的人，都存在一个追求承认或被承认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追求承认确实是人之为人的一个特征。但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也不能把追求承认作个体化、精神化，进而本体化和抽象圣洁化的理解，以至把它说成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特征。 1.不能把“追求承认”作个体化理解 就自我来说，追求作为个体的他人的承认，无疑有其意义，但社会意义不大。故而人们所看重的，并非某个他人的承认，而是自己作为其中一员的组织的承认，包括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承认。总体来说，承认作为广泛的社会范畴，除了作为社会个体间的相互承认以外，主要还有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相互承认。 2.不能把“追求承认”作精神化理解 如上所言，承认是一个广泛的社会范畴，因而其内容和形式都是丰富的、多样的。以至可以说，在社会生活中，某种社会关系的确立都意味着一种承认。比如，个人或企业的劳动和产品，通过交换变成社会劳动和社会消费品，这就是一种社会承认，而且这还是现代经济生活中人们相互承认的直接和主导形式。另外，仅就社会对个人贡献的承认来说，也有物质上的经济承认、政治上的待遇承认和精神上的荣誉承认等多种形式。其中，在物质承认与精神承认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曾经指出，要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既要有物质鼓励，即“承认物质利益”，同时又要讲“精神鼓励”，即精神承认。他举例说，“颁发奖牌、奖状是精神鼓励”。他还强调指出：“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⑤那么在追求承认的问题上，福山为什么只讲追求精神承认，以致失足于邓小平所批评的唯心论呢?其根源在于，他对人的最本质特征的理解，原本就是错误的、唯心主义的。 3.不能把“追求精神承认”作本体化理解 我们不能认为，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特征就是追求精神承认。在对人的本质特征的理解上，福山根本否认有人之为人的物质特征的存在。在他看来，人的物质需要，包括“食物、住所、安全”等的需要，只是“人和动物”共有的“自我保存的自然需要和欲望”，或一种“动物本能”⑥。其实，福山的这一观点是片面的，在总体上是错误的。人固然有其自然需要，但在马克思看来，这种需要在人身上已“不是纯粹的自然需要，而是历史上随着一定的文化水平而发生变化的自然需要”⑦。或者说，人的自然需要已是一种经过文化陶冶、打上了文明印记的自然需要。比如，“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⑧。这就是说，即便是自然需要，对人来说，它的对象和实现方式也是受社会实践，特别是社会物质生产制约，并随之发展而改变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⑨福山在这里的失误在于，他把人与动物的自然需要不加区别，混为一谈了。这也就排除了满足人的自然需要的物质生产对人的根本意义。这样一来，他也就把追求精神承认看作人的最基本的、最独一无二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