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20)05-0050-10 在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诸要素中，政策发挥着导向、规范、控制和协调等重要作用，是规划和引导全社会重视和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1949年以来，党和国家制定和出台了大量有关加强与改进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政策文本，极大地推动了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开展，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提供了可靠保障，是一代代青少年得以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回顾70年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其始终处于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关注焦点，始终处于党和国家教育政策序列的核心位置。但是，国内学术界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发展历程的研究力度不够，研究成果屈指可数，显然与其应有的历史地位无法匹配①。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作为新制度主义的重要分析流派，能够为审视新中国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提供宏大的历史背景和全新的研究视角，从而更加科学地释读新中国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变迁全貌，以期为未来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变革总结可资借鉴之经验。因此，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出发，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进行梳理与检视，厘清其变革脉络、分析其变革逻辑、找出其变革启示，是一项意义重大且十分紧迫的工作。 一、1949年以来我国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演进 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社会性和价值性特征，因此也体现着鲜明的时代性和历史性特点。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不同，社会的价值导向不同，青少年的社会认识各异，因此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政策取向也必然要遵循与时俱进的原则，适时地进行调整和变革，需要根据新的历史情境对以往的政策进行继承、丰富和发展。为解决特定历史背景下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相关政策，必然会呈现明显的时代性特征。但是，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阶段划分，存在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观点，对其时代性特征的把握也缺少理论支撑。因此，为方便对1949年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变迁展开历史制度主义分析，笔者依据政策调整的方式和程度对其进行了激进性、渐进性和建构性三个政策变迁阶段的划分。 (一)激进性政策变迁阶段：新中国成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新中国成立后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伴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国家中心任务的调整，党和国家的宏观政策背景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分别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及两年徘徊时期。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历史变迁依附于宏观政策背景的变迁，呈现出三个历史时期的政策变迁划分。由于这一阶段处于探索建立政策体系的试验阶段，且不同时期的政策背景又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政策调整的张力表现也较为明显，因此将其概括为激进性政策变迁阶段。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激进性政策变迁阶段所包含的三个历史时期，由于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不同，政策实施的连续性稍显不足，各个历史时期的政策取向也各有差异，总体而言该阶段处于政策的尝试-调整期。 第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以思想改造为主要取向，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旨在实现对广大青少年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属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其中又需要划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两个性质不同的时期。总体而言，过渡时期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以实现旧的思想改造和新的社会主义思想建设为主要任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以旧思想改造为主要取向，为此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指出，该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1]288为主要任务。在1953～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更加注重通过多种形式，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对广大青少年的教育引导作用，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是“努力扩大和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阵地”[1]689。 第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以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为主要取向，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旨在巩固对广大青少年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效果，但后期政策执行有所偏差。该时期是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时段，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也在前期经验的基础上，尝试探索建立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政策体系。为此，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中特别指出“要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1]1137。但是，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片面理解和随意曲解，脱离实际的现象严重。1963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就指出当时的少年儿童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很好地从少年儿童的实际出发”[1]1481。 第三，“文化大革命”及两年徘徊时期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取向，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旨在鼓动广大青少年开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斗争。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指出青少年学生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1]1721-1724，对青少年进行脱离身心发展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当然，这个时期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执行的积极效果也不能完全忽视，有学者就指出该时期的“客观实际效果并不都是纯粹消极的东西”[2]。“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在“两个凡是”方针的影响下，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又经历了两年的徘徊彷徨和方向模糊发展阶段[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