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20)06-0005-07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是恩格斯与马克思合作之前撰写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公开发表在1844年2月出版的《德法年鉴》上，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恩格斯独立研究所达到的水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称之为德国人所写的“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1](p220)，他还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称赞其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2](p33)。除此之外，同时代的卢格、黑贝尔、瓦尔德克等人也给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以极高的赞誉①。当代著名马克思学专家卡弗认为，《大纲》“对马克思产生了巨大冲击”[3](p36)，“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文章所做的摘要以若干压缩的短语预示了他终生工作的方向”[3](p39)。可见，《大纲》在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人们多谈及：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学转向”是受到恩格斯的“指引”和“启示”，可以说，在经济学研究路径及其引申的哲学问题域中，马克思并未影响恩格斯，恩格斯却先影响到马克思，这种影响已经被普遍认可。然而，恩格斯研究经济学的动机和契机是什么？恩格斯是如何走出这“另一条道路”的？恩格斯的亲身经历对于其思想的形成有何作用？恩格斯阅读以往文献的范围和深度对其思想的形成有何影响？恩格斯表述了哪些有创见的思想？这些思想如何在德国理论界兴起波澜？恩格斯达到了何种理论高度？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只有将恩格斯的著作当做恩格斯的著作来阅读，才能厘清恩格斯对唯物史观形成的独特理论贡献。 中文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中刊载了恩格斯1833年12月至1842年10月的著作，主要是恩格斯在不来梅学习经商期间和在柏林服兵役期间的著作。由于《集权和自由》《柏林杂记》等五篇文章目前尚不能确定是出自恩格斯的手笔，故此新版并未收录。在目前所掌握的文献中，除了中学时期的几篇文学习作以外，恩格斯在不来梅时期的著述明确表明他信奉作为文学政治运动的“青年德意志”，这一运动的特点是反对文学界拘守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并主张文学必须联系当代社会生活和政治问题。恩格斯在不来梅的业余时间都用来阅读文艺作品和政治著作，他一方面学习“青年德意志”的历史研究方法，并据此研究启蒙运动以来的进步思想；另一方面，恩格斯也和“青年德意志”一道同历史学派论战。恩格斯以文学形式来发表他对当时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如游记、小品、随笔和诗歌等。另外，恩格斯出道以来的所有文章都受到海涅和白尔尼的影响并具有民主主义的特点，即站在人民、穷人、被压迫者、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徒工立场上。在《伍珀河谷来信》中，恩格斯敏锐地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巴门的社会关系，他在这篇轰动巴门和爱北斐特的文章中写道，“下层等级，特别是伍珀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究其原因，是工厂主“把工厂搞得这样乌七八糟”[4](p44)。 1839年4月，恩格斯了解了施特劳斯宗教批判的观点，因而从宗教的疑惑中醒觉，此后，他就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虔诚主义的评价和批判上，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恩格斯发表在《知识界晨报》上的一些文章中。1839年10月，恩格斯在给格雷培的信中说，“我正处于要成为黑格尔主义者的时刻。我能否成为黑格尔主义者，当然还不知道，但施特劳斯帮助我了解了黑格尔的思想”[5](p224)，于是他逐渐接近了青年黑格尔派，他转而信奉无神论而且基本赞同他们的哲学和政治观点。《现代文学生活》这组文章能够证明，恩格斯在1840年春意识到“青年德意志”的局限性，并反思了自己与“青年德意志”的思想关系，同年底，恩格斯已经开始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看待德国的前途和命运。 1841年9月至1842年10月，恩格斯在柏林服兵役期间旁听了柏林大学哲学课，尤其是谢林、马尔海内克、维尔德等人的课程，还在宗教史教授贝纳里的课堂上参与讨论。不久，恩格斯就加入了反对谢林的行列，撰写了《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教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等作品。其中，《谢林和启示》在卢格主持出版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刊物《德国年鉴》上获得好评，卢格甚至误以为恩格斯是“博士”。藉此，恩格斯同青年黑格尔派建立了密切联系，经常参加“自由人”小组的活动。从1842年春天起，恩格斯积极参与反对德国制度的政治斗争，他同“青年德意志”彻底决裂，脱离了“自由人”组织，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并通过一些报刊和著作密切注视欧洲各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1842年10月，恩格斯在科隆拜访了赫斯，给赫斯留下了“勤奋的共产主义者”[6](p30)的印象。 从不来梅到柏林，从文学到哲学再到现实政治，恩格斯始终没有放弃对现实的关怀。1842年11月以后的两年里，恩格斯居住在英国，这段时间对于恩格斯后来社会、政治和哲学观点的形成，特别是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场意义重大。实际上，恩格斯在迁居英国的曼彻斯特以前就开始从事研究工作，即熟悉英国状况，这一点在恩格斯给卢格的信中以及恩格斯自己的文章中都看得出来[1](pp301-302)，恩格斯在《〈刑法报〉的停刊》一文中首次分析英国的情况。但是，恩格斯“对英国的情况潜心研究一段时间”依据的是哪些资料目前还不能精确的确定。《伦敦来信》证明，恩格斯维护工人阶级利益，拥护实现这种利益的政治活动。恩格斯反复思考的是：“在英国发生革命是可能的？或者说，简直很有可能？这是一个决定英国未来命运的问题”[1](p407)。由于恩格斯处于“反谷物法”运动的中心，他很快就会发现并理解，现实社会中阶级冲突的基础不是思辨的精神原则，而是物质的和经济的根源。于是，恩格斯在1842年12月为《莱茵报》写的文章就已经开始阐述英国社会各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物质冲突。这已经同他从前所持的见解大不相同了。恩格斯也不像《伍珀河谷来信》中那样，把无产阶级的贫困状况看成是资本家管理工厂的“不合理方式”造成的，而是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性。恩格斯指出，“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1](p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