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20)05-0087-05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中国学界逐渐得到高度的重视，这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尤其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应该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那里获得丰富的理论资源，以便呈现其思想全景，然而，深入理解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离不开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最为重要的思想基础。康德作为西方世界历史理论自然法学派的重要代表，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诸多问题都可以溯源到康德。因此，挖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的“康德问题”，既能够从思想史上理解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思想来源，又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对以往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同时更容易使我们洞见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独特内涵。 一、马克思对康德世界历史“合目的性问题”的解决 我们一般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但是学界更多强调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合规律性”，旨在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合目的性”问题的理解，相对来说关注较少。而实际上，“合目的性”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当中更具有基础性地位，因为“合规律性”是建立在“合目的性”基础之上的，“规律”是为了实现“目的”才有价值的。而对于“合目的性”的理解，以往学界更多借助的是恩格斯的论断即平行四边形理论来理解。“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能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1]。恩格斯的意思是：社会历史是由主体人的活动构成的，而人的活动总是有“目的”的。每个人都带着不同的目的进入到历史活动当中，但是历史最终的发展趋势，却不同于每个个体的目的，而是形成了一个社会历史发展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趋势。恩格斯把这个“趋势”看作社会历史的“目的”。这样，历史唯物主义的“合目的性”问题，基本是在恩格斯的意义上被理解的。诚然，这一理解是准确的，但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的合目的性问题，不仅体现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上，还体现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当中。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表明相对于自然规律，人类社会历史有其特殊的规律。马克思为什么要研究这一规律呢？很明确，就是为了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个别国家和民族或少数国家和民族的自由和解放，而是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要在现实中得以实现就要在“时间”和“空间”中展开，而在时间和空间中实现全人类自由和解放的过程，就构成了“世界历史”。因此，马克思说：“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2]541因此，我们可以梳理一下历史唯物主义和世界历史理论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或“实践原理”首先是以“逻辑”的形式存在的，但是这些客观规律和实践原理是用来“改变世界”的，因此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中完成对世界的改变，这就进入到“世界历史”领域。对于马克思来说，世界历史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原理在世界空间范围内和时间进程中实现人类自由和解放的历史过程。世界历史是“逻辑”“时间”“空间”的统一。 世界历史的“合目的性”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合目的性”的更加深刻的内涵。而这一世界历史的“合目的性问题”却来自康德。马克思对康德世界历史的“合目的性问题”的回答，构成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前提。应该说，离开世界历史的“合目的性问题”，就没有真正的世界历史。 康德世界历史理论的首要贡献就是：他提出世界历史应该有“终极目的”。他曾经把世界历史的终极目的看作“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3]16，而人类是实现大自然这一计划的“手段”。人类通过自身的理性和实践活动努力来实现大自然的这一隐蔽计划，因此成为“世界公民”，这就是康德提出的“世界公民”概念。世界历史是有终极目的的，这意味着我们不会认为人类的世界历史是毫无目的的偶然的存在。如果世界历史发展没有什么终极目的，那么人类的任何行为和努力也就终将是“徒劳”的，“世界历史”这一概念也就失去了意义。这就如同个人一样，一个人如果没有任何生命的终极关怀，没有理想信念的支撑，就会成为无意义的空虚之物。人类整体和个体都同样要有对终极意义的预设，才能获得生存意义。 康德认为，世界历史必然有其目的，世界历史是大自然实现其自身目的的过程。如果没有目的，就意味着人类的历史是“偶然”发生的，没有方向。因此康德提出了他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第一个命题：“一个被创造物的全部自然禀赋都注定了终究是要充分地并且合目的地发展出来的。”[3]3“因为我们如果放弃这条原则的话，那末我们就不再有一个合法则的大自然，而只能有一个茫无目的的、活动着的大自然罢了；于是令人绝望的偶然性就会取代了理性的线索。”[3]3在康德看来，大自然分配给人以理性，这一理性必定是有其用途的，其用途就是通过理性来实现“大自然隐蔽的计划”这一最高的目的，康德称其为“历史理性”。人类的历史不是在“本能”的引导下发生的，而是在“理性”的引导下发生的，这一“历史理性”不同于单个人的理性，而是“大自然隐蔽计划”的全体理性。可见，这是一个绝对唯心论的世界历史观念。表面看人类是自己在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实际上不过是“大自然”在创造着人类的历史，因此康德首先认为，人是“被造物”，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大自然实现其目的——从低级的野蛮状态上升到成熟状态(幸福状态)的手段而已。在康德的世界历史理论体系中，包含五个逻辑环节：一是人是被造物；二是世界历史的本质是大自然的隐蔽计划，即世界历史的合目的性预设；三是人类超越本能的理性存在方式是世界历史的运行平台；四是世界历史的实现过程表现为人类从低级的野蛮状态向高级的成熟状态的发展；五是世界各个国家之间形成以世界公民宪法为基础的“民族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