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56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20)04-0206-13 英国是历史上侵略中国西藏的主要国家，相关的政治史、外交史和军事史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英国的涉藏史不只是单纯的军事和政治过程，还是一个持久广泛的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过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英国主导着西方与中国西藏之间的关系，是西方西藏知识的主要生产者、传播者和形象塑造者。近代英国在学术上的兴起，尤其是地理学、东方学、人类学、区域国别研究的繁荣显然得益于世界性殖民帝国的优势。关于“陌生地区”的知识生产既是殖民活动的伴生物，也是扩展、维持庞大帝国必需的文化技能。英国在觊觎中国西藏的过程中也充分运用了文化、知识和宣传的手段。围绕西藏的知识生产和传播，英帝国的殖民权力、学术研究和大众文化相互交织，彼此影响，负责西藏事务的官员、科学机构、新闻媒体、探险者、小说家、摄影家等形成了一个利益分配和交换的西藏圈。英国的西藏知识生产有其客观性和学术性，但也制造散布了大量虚假信息，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旧西藏作为“独立国家”的政治形象和“香格里拉”的文化形象。关于英国负责西藏事务的骨干官员、小说家、探险者、摄影家的西藏知识生产活动及其影响已有不少开拓性的研究成果。①作为一个半官方的科学机构，英国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在近代英国涉藏活动和西藏知识生产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学界对此却尚未有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重点分析皇家地理学会在19世纪末将研究重点转向中国西藏的背景及其与英帝国的西藏圈的关系，通过重点研究该学会进行西藏知识生产的内容和方式，初步揭示近代英帝国西藏知识生产体系的基本结构和特点。 一 中国西藏在19世纪末成为皇家地理学会探险和研究的重点 在帝国扩张的年代，英国人曾经自信地认为，在帝国政府的精心筹划下，有广布全球的殖民先锋、探险家、传教士、学者以及当地精英的配合，再加上无数博物馆、收藏家以及科学机构的协作，帝国可以收集、掌握、归纳、分类和保存关于任何有明确地理范围的某一区域的总体知识(total knowledge)，可以围绕该知识对象建立一个“档案国家”(archive-state)。英国学者理查德兹(Thomas Richards)认为，帝国档案(imperial archive)“不是一个图书馆或博物馆……而是一种对服务于国家和帝国而收集和混合知识的幻想”。②中国的西藏地区就是曾经被英帝国长期倾注心血和资源来试图建立一个“帝国档案库”并形成“总体知识”的地区。英国本土和印度殖民地有许多科学机构从事西藏知识的存储、生产和传播，如大英博物馆、皇家地理学会、皇家亚洲学会、珠穆朗玛峰协会、登山协会、印度测绘局、皇家中亚学会、孟加拉亚洲学会等。它们组织、资助、表彰在西藏的考察和探险，出版相关成果，主办的刊物发表与西藏有关的文章、书评，报道重大的西藏考察和研究进展，还对不同的声音进行压制和批驳。它们既生产关于西藏的科学知识，也制造关于西藏的幻想和想象。在近代英国的西藏知识生产中，皇家地理学会是一个关键性的科学机构，通过与英印政府及其西藏圈的积极合作，在西藏知识的收集、存储、交换、传播和监控等方面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皇家地理学会成立于1830年，前身是雷利旅行者协会(Raleigh Travelers’Club)，1931年又合并了非洲协会(African Association)，有近500名会员。学会的宗旨是推进和传播地理学知识，了解世界并清楚地将世界绘入地图，首要工作是支持和资助英国科学家在世界范围内的考察探险。③皇家地理学会不同于当时英国其他科学协会，成员除地理学家，还有政府官员、海军军官、外交官、探险者、测量员等。学会的论文和出版的作品很大一部分直接来自海军部、殖民事务部、印度事务部和外交部，所以它不是单纯的研究机构，而是一个信息交换中心。组成人员的多样性也使它具备更多社会资源和更强的知识传播能力。第一任主席巴罗爵士(John Barrow)就担任海军部长近40年，他在英国政府和海军内的影响力对于保证学会成功组织海外探险极其重要。学会成立之初主要组织的也是海上探险，例如寻找西北航道以及对南北极的考察等。学会在历史上组织和资助了很多次知名的探险活动，比如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的非洲内陆探险、斯科特(Robert Falcon Scott)的南极探险、1920年代攀登珠穆朗玛峰等。“到1870年，它已经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科学协会之一”，④并成长为西方地理学发展的先锋和地理教育方面的领导者。 “19世纪的帝国构建在许多重要方面都不同于帝国主义的其他形式。其中一个关键差异，是有关殖民地本土人民及其社会实践的知识的生产。这些知识生产出来以后，就能被用来管理、监督和改造殖民地人民。”⑤这就是知识生产与占领控制互为表里的帝国模式。在英帝国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考察探险、科学远征与殖民扩张息息相关，关于殖民地的知识生产是帝国权力和声望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最充分地探察那些“空白地区”并把它们绘入地图，代表着帝国文化的领先地位和对相关地区的优先占领权。因此，在殖民扩张时期，地理知识与殖民权力之间并没有太大的界限，地理学在近代欧洲的知识生产体系中是当之无愧的“女王”。在地缘政治的势力范围内，英国的地理学家们处于所有知识的“神经中枢”的位置，⑥皇家地理学会正是英国地理知识生产的核心机构和开拓新领土的先锋，其地理知识生产的情况也反映着帝国殖民事业的兴衰。所以学会主席寇松爵士(Lord Curzon)才会在1912年的演讲中忧心忡忡地提及英国在地理探险方面与德国的差距。他认为，德国政府和相关机构对地理学家的支持力度远高于英国，德国年轻人获得资助到德国的非洲殖民地或其他地方旅行考察，目的是彻底研究当地的地理，没有这些精确知识就无法顺利开拓新领土。相比而言，尽管皇家地理学会做了最大努力，英国政府对地理学的支持力度还是让人失望。⑦在外界看来，皇家地理学会只是一个以“促进人类对于地理学的认识”为目标的科学机构，学会也一直这样刻画和宣传自己的形象。⑧实际上，从建立之初学会的领导者就一直努力实现科学考察事业与帝国的商业和地缘政治利益的结合，致力于将地理学转变为一门“帝国的科学”(imperial science)。⑨第二任主席麦奇生(Roderick Murchison)尤其强调地质学和地理学对于帝国事业的益处，将探险和考察看作英国在全球扩张的“必需的前提条件”。通过他对英国政府各部门正式和非正式的影响，“到19世纪50年代后期，皇家地理学会比任何其他科学机构在各方面都更为完美地代表了英国的扩张主义”。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