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新世界:数字人文视野下中国近代“世界”概念的形成与演变

作 者:

作者简介:
邱伟云,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济南250100);郑文惠,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台北 11605)。

原文出处: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

内容提要:

从数字人文“巨观”视野与“数据驱动”角度出发,审视中国近代“世界”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轨迹,通过演绎量化与确认命题,运用时间序列方法,发现中国近代“世界”概念的三大核心“共现”概念依序分别是“文明”“主义”“革命”。研究发现,“世界”概念在1899年后开始涌现,原来作为“中国”概念核心内涵的天下观逐步瓦解,转换成了万国世界观,“中国”概念内涵从“天下中心之国”转向“国名”之意。1898年后“文明”与“世界”概念以稳定比例共现,代表的是“世界”概念的“文明化”趋势,晚清知识人接受“文明史”,表示愿意进入西方的普遍进化时间中;而对“世界”概念的使用,表示愿意进入西方的普遍进化空间中。这使“世界”概念具备了西方现代性视野下的进化特性。当“世界”与“主义”概念开始共现后,“世界”概念就逐渐从传统包容一切时间、空间的“虚世界”概念逐渐成为具有排他性与一贯性的“实世界”,此即受到“主义”概念影响所致。晚清之际即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讨论,但当时肯定的是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而非世界主义;然而到了民国时期尤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转为抛弃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而转向世界主义,正是在此语境下,促成“世界”概念真正的“主义化”,并使之成为一种新的信仰与道德。从晚清到民初的“世界”概念发展中,其连续性为“世界概念的主义化倾向”,非连续性为“世界”概念的“欧亚文明化”与“阶级革命化”的不同。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21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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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一项成熟的数字史学研究特别倚重数据。数据不仅是研究立论的基础,也是让史学研究具有科学性的必由之路。正如自然学科体系中,重要的发现要基于实验,过程可重复,数据可验证。数字史学研究成果的发布,也需要让研究过程中使用的数据得到展示,从而让研究结果得到监控,让其科学性的理路更加清晰。传统的历史学研究论文的发布,往往受到版面和技术手段的限制,无法让研究者对数据的使用体现出来。为了给数字史学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我们尝试为数字史学研究设置一种新型态的论文发布标准:成果的开放与数据的开源。我们将作为研究基础的大量数据放到网络上供读者自行下载阅读,读者还可以参照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对结论进行验证。我们目前使用百度网盘存放数据,未来条件成熟时,将使用专属服务器存储数据,以保障数据的权威性和安全性。我们相信,这种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发布标准,将为数字史学/数字人文研究者提供一个友善的期刊发表环境,助力这个新兴研究领域获得更好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成果的开放与数据的开源,贯彻了“数字人文”所倡导的开放精神,也将敦促相关的研究成为“透明计算”,而不会因为技术门槛和数据障碍让研究变成黑箱操作的投机过程(王涛)。

       一、前言:由“虚”到“实”的新想象乌托邦

       谈及中国近代“世界”概念,实有一由传统中国“虚世界”转义为现代化下“实世界”概念的发展过程①,此一“由虚到实”的发展,除受国际外交事务的外在语境影响外,还与中国近代知识人内在思想受到现代性影响,朝向理性化思维发展有关。既然“实世界”概念的产生动因,部分源自现代性的理性化思维,那么从近代中国“世界”概念的演变过程中,当能看见中国现代性发展的踪迹。有关中国的“世界”概念研究甚多,或有从词汇史、翻译史角度分析中国传统文献中“世界”一词的语义演变过程②;或有从“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角度出发③,指出先秦“世界”概念与佛教“loka-dhatu”概念的第一次融合④,及近代中国传统思想在西学东渐与日本译介中逐渐变化和接受西方近代“world”概念的第二次融合过程⑤。总结前人对“世界”概念在中国近代跨语际实践过程中的相关研究可知,最初是由来华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进行“世界”与“world”概念的对译工作,在此之后,中国传统的“世界”概念即与西方现代性下的“world”概念混生,形成目前所理解的“世界”概念。⑥

       从前人研究成果中可知,中国近代“世界”概念的形成与演变脉络极为复杂,因此过去已从各种视野出发进行讨论,就是希望能获得较为整体的图像。但观察过去的研究可发现一现象,即一般学人多从精读视野出发进行研究,尚未有从“巨观”⑦视野进行考察者。由于巨观视野与精读视野不同,能提供另一种观察“世界”概念形成与演变轨迹的视角,因此本文拟结合德国的概念史理论⑧与带有巨观视野和“数据驱动”(Data-driven)⑨特点的“数字人文方法”(Digital Humanities)⑩,重探“世界”概念在近代中国思想转型过程中的历史意蕴,推进“世界”概念与中国现代性的相关研究。此外,亦希望借此研究能比较和揭示出巨观与微观视野各自的长处及彼此可资借鉴或不及之处,借以推进数字方法在人文研究上的应用。

       二、演绎量化与确认命题:近代中国“世界”概念结构

       罗志田曾指出“世界”概念不管是在自然地理意义,还是在各族群、社会、国家组成的意义上,对晚清中国人来说都是不熟悉的“新词汇”;甲午战败,中国传统天下秩序观瓦解,中国从“世界文化中心”退居“世界边缘位置”(11),不再是天下/世界的中心,中国不得不立国于世界成了共识;儒家道德伦理的优越性和文化正当性及儒家社会组织蓝图已不再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华夏中心主义解体(12),自此中国由“天下观”转为“万国观”,天朝体系的天下中心变为世界万国中的一国,是国际体系中万国的一员。因而,近代中国如何重新进入“世界”?如何融入“世界”?如何在“世界”中定位?这些问题成了中国近现代国家、民族、社会乃至个人的重要课题。

       近代中国知识人对如何进入、融入“世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13),呈现出中国近代“世界”概念的形成与演变的独特轨迹。正如张灏所指出的,在中国近代思想转型时代中,中国知识人都企图在新的世界秩序框架下,重新建构自我定位,因而必须重新勾勒新的认知地图。(14)近代中国不论个人或国家社会,皆陷入万国的、全球的、非中心的新型“世界”空间网络系统中,唯有通过“认知绘图”(cognitive mapping)认识世界,“廓绘”(figuration)(15)出身处于新的世界空间系统中的位置,并正视多国世界结构之整体及其象征层次,方能界定自我及集体主体的位置,并描摹出自我及集体主体与其真实存在状况的想象性关系,进而洞悉由国家民族到世界国际的政治困局,为个人及社会文化政治建构出新的前景,并勾勒出新的国家社会改造蓝图。因此通过“世界”概念之研究,当可揭示近代中国知识人自我与他者交涉互动的多元样态及在自我∕他者的观视机制中如何建构自我的主体与认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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