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村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作者简介:
周扬(1984- ),男,贵州普安人,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贫困地理与乡村振兴研究,E-mail:zhouyang@igsnrr.ac.cn,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精准扶贫评估研究中心(北京100101),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黄晗,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精准扶贫评估研究中心(北京100101),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刘彦随(通讯作者)(1965- ),男,陕西绥德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05331M),主要从事农业与乡村地理学、土地利用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E-mail:liuys@igsnrr.ac.cn,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精准扶贫评估研究中心(北京100101),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原文出处:
地理学报

内容提要:

村庄是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基本单元,开展村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落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在解析村庄系统演进生命周期规律的基础上,系统集成村庄点位、地理环境、地理区位、交通条件、社会经济等多源数据,综合运用缓冲区分析、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Ripley's K函数等方法,刻画了中国村庄空间分布特征,识别了村庄空间分异的影响因子,揭示了中国村庄的空间分异规律。结果表明:①村庄的演进遵循形成、发展、稳定、衰退与振兴的“生命周期”规律,其演进受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经济要素共同影响,不同地区村庄演进的速度、强度、方向和结果各异。②中国村庄分布密度为0.35个/,整体上呈现“南多北少、南聚北散”“东多西少、东聚西散”的特征,以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等地区村庄分布最为密集。以“胡焕庸”线为界,东南半壁村庄密度显著高于西北半壁。③全国省、县、乡级尺度上村庄核密度值的莫兰指数分别为0.58、0.86、0.91,呈现明显的空间聚集特征;各省内村庄空间分布呈倒“U”型分布模式,不同省份村庄空间分布模式差异明显。④中国村庄分布格局是地理环境、区位条件、社会经济要素交互耦合作用的结果。在坡度6°~8°、海拔0~200m、降雨量1100~1200mm、年均温15~19℃、人为土和栽培植被等条件下村庄分布较为集聚,且村庄沿道路与河流聚集分布特征明显,在沿道路和河流100~300m缓冲区内村庄密度最大,随缓冲距离增加村庄密度逐渐降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亟待系统开展乡村衰退成因与动力机制解析、衰退乡村地理空间识别与地域类型划分、乡村振兴可行途径与地域模式研究。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21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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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I:10.11821/dlxb202010012

       修订日期:2020-07-20

       [Foundation:Strategic Priority Research Program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No.XDA23070301;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No.41931293,No.41871183,No.41601172]

       1 引言

       村庄通常是指乡村地区的自然村落,是乡村地区最普遍的空间表征和最基本的组织单元[1-2]。长期以来,自发组织和演化形成的自然村落在空间承载着中国乡土文化的精髓。伴随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城乡发展格局正经历重大的转型过程,村庄的空间形态、分布格局、发展规模也在快速演化,村庄建设无序化、资源利用低效化、村庄空心化、乡村贫困化等“乡村病”问题日益凸显[3]。更为重要的是,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中国部分村庄在不断走向凋敝甚至消亡,严重制约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村庄是乡村治理的对象和乡村振兴的基本单元。系统研究村庄空间分布格局、影响因素、分异特征及形成机理,是有效解决“乡村病”、指导村庄发展规划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亦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落地的重要抓手。

       乡村聚落是聚落地理学和乡村地理学的研究对象[1]。国外对乡村聚落的研究始于19世纪中叶,德国地理学家Kohl在《人类交通居住与地形的关系》一书中系统论述了人口集中与聚落地理位置的关系,开辟了聚落地理研究的先河[4]。1891年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代表人物Eratzel阐述了聚落分布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5]。1933年Christaller提出了“中心地理论”学说,实现了乡村聚落研究的理论突破[6-7]。20世纪60年代,计量革命促使聚落地理学和乡村地理学研究走向定量化和模式化阶段,其间众多学者关注聚落形态、人居环境、乡村发展规划等,开展了大量实证研究[8-10]。显而易见,国外对乡村聚落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乡村聚落生态[11]、聚落空间形态[12]、聚落景观[13-14]等方面。相较而言,国内对乡村聚落的研究起步较晚,林超先生于1938年撰写的《聚落分类之讨论》,指出乡村聚落与土地密切相关[15]。1950年吴传钧先生定量划分了聚落等级,提出了“市镇度”概念[16]。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对乡村聚落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如金其铭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相继出版了《农村聚落地理》和《中国农村聚落地理》等著作,系统论述了聚落地理研究的理论、方法以及典型地区农村聚落的形成、演化及分异特征[17]。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3S”技术和数理模型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乡村聚落的跨学科交叉研究。进入21世纪,国内学者对乡村聚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村庄用地结构与功能[18-19]、村庄空间演变及其作用机理[20-21]、村庄居民点整理模式[22-24]、村庄空心化及其综合整治[25-27]和村庄生态景观格局[28-29]等,积累了一大批优秀成果。乡村聚落研究侧重于中、微观尺度[30-35],且多数以定性分析为主[36-43],但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对全国村庄分布格局、分异规律及其形成机理的系统性研究相对不足。村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相对独立的、具有特定的经济、社会和自然景观特点的地区综合体[44]。面向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国家战略,深入开展全国村庄空间分布格局、特征及其形成机理,对于分区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这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最突出体现在乡村[45]。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由1978年的82.08%降至2019年的39.40%,城镇化率由17.92%增加到60.60%。照此速度,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可能超过70%,届时全国人口可能接近15亿的峰值,意味着中国仍有4亿多人生活在农村。村庄仍是农村人口聚居和生活的场所,其空间组织和形态会随着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而更加优化。村庄的形成、发展、衰退和消亡有其自然、区位、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在现代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背景下,亟需系统开展中国村庄分布格局与形成机理研究,深化乡村地域系统理论认知。本文以全国340余万个自然村庄为研究对象,集成地貌、气象、水系、土壤、交通、社会、经济等多源数据,综合运用缓冲区分析、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Ripley's K函数分析等研究方法,开展中国村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分异规律研究,探明村庄分布影响因素,以期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落地,以及国土空间规划与乡村治理提供理论参考和决策依据。

       2 理论基础

       2.1 乡村地域系统与村庄系统

       村庄,又称“村落”“农村聚落”,是农村人口集中居住形成的聚落[1-2]。乡村是相对于城市建成区之外的广大乡土地域[46]。乡村地域系统是由人文、经济、资源与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下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功能和区际联系的乡村空间体系,是一个由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等组成的地域多体系统[46]。乡村地域系统包含乡村地域内核系统和外援系统[3]。村庄是乡村地域系统主要的空间形态和居业协同状况的集中表现形式,村庄系统是乡村地域内核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村庄系统演进受乡村地域内核系统推力和外援系统拉力的共同驱动,由于功能的不同而表征为特色村、中心村、空心村、贫困村等不同类型[46]。村庄系统的演化受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经济基础、人力资源、文化习俗、区域政策、历史背景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社会经济发展、城镇化和工业化是村庄系统发展演化的主导驱动力。

       2.2 村庄系统演化生命周期规律

       村庄系统的演化通常会经历一个形成、发展、稳定、衰退、振兴或衰亡的“生命周期”过程。村庄的形成及演化受自然环境要素(地形、地貌、土壤、气候、水文、植被等)和人文社会经济要素(人口、经济、战争、城镇化等)的共同影响[5,17,21,42,26]。对于资源禀赋状况较好、地理区位优越和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村庄会朝着可持续或良性方向发展,村庄在不断发展中壮大,当村庄系统内人口、土地、产业等要素配置达到最优时,村庄的结构和功能达到相对稳定状态。相反,资源条件相对较差,发展基础较为薄弱的地区,受外界的冲击或影响,村庄会逐渐走向凋敝、衰落甚至消亡。村庄衰落是乡村地域系统衰退的外在表现,是城市对乡村地域系统的拉力和乡村地域系统自我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3,27]。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对中国村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26]。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一些地区人口大量流失、农业产业边缘化、乡村经济衰退、宅基地空废,导致村庄严重空心化。村庄空心化是村庄演化过程中的一种不良过程,是城乡转型发展过程中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的一种特殊形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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