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浩然，安宁，朱竑.城市的垂直流动：广州再领域化中的人地关系重构[J].地理科学，2020，40(10)：1627-1635.[Chen Haoran,An Ning,Zhu Hong.Vertical mobility of city:Reconstruction of human-environment system in Guangzhou’s reterritorialization.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2020,40(10):1627-1635.] doi:10.13249/j.cnki.sgs.2020.10.006 [Foundation: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630635,41701149,41971183,41901170),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Guangdong(2018B030312004).] 中图分类号：K9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690(2020)10-1627-09 修订日期：2020-02-12 20世纪末，地理学遭遇交通及通信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流动性之挑战，甚至因此被质疑“地理终结(the end of geography)”[1]。随后，尽管人文地理学开始关注个体的流动性研究，或是不同区域之间的流动及其影响[2]，但始终存在一个“地方自身并不会流动”的隐患。然则，这种对于流动的观点依然局限在物理空间的位移，忽略了隐藏在不同阶层之中的垂直流动。地方也是权力生产的空间(即领域)，因而也存在不同阶层，进而自然可以认为“地方自身也会流动”，从而最终补上缺失的一环。其中，中国撤县设区等行政区划调整重塑了城市的结构体系与领域范围，涉及不同城市间的角力。城市领域的变迁深刻扰动着本地居民的情感，并重构城市的人地关系，影响至今。于此，以广州市为案例，从城市的垂直流动之视角重新审视其再领域化过程，期望能更深入理解一种地方自身的流动，以及流动性之于“地”的意义。 1 流动性与人地关系 受到20世纪90年代时空压缩对地理邻接的挑战[3]，流空间(space of flow)重塑了城市的状态，使全球不同的地方城市均呈现出“全球化”的特征与趋势。而地方城市要实现全球化，则需依托于人的流动性(mobility)。人的身体作为知识、技术和文化等的物质载体，当其跨越边界后将会促使不同地区之间发生连结。这种人的流动将会生产出新的社会关系[4]或是人地关系，譬如“外来人—本地人”和“外来餐厅—本地食客[5]等。由于人在流动中背驮着原地方的生活经验，在新地方中将出现社会身份重构的现象——除非能够形成规模效应，否则外来移民将沦为新地方中的弱势群体。本地居民会建构出特定话语来实现对我者空间的垄断与对外来群体的排斥，以维护自身在空间中的权威，亦即是大卫·西布利(David Sibley)所提出的排他空间(spaces of exclusion)[6]，外显为在同一空间之中不同地方文化间的矛盾与冲突。 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城市的地方性看似被这种世界主义的力量所不断掩盖与消磨：城市景观变得越来越相似，城市文化变得越来越多样。虽然对“全球化城市”的标准莫衷一是，但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拥有多元、开放、共存的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文化并非被动地接受全球文化的洗礼，两者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全球文化被认为充斥着“入侵者”或“殖民者”的隐喻。这种“地方—全球”的冲突容易形成狭隘的地方认同，马西(Doreen Massey)曾论述“进步的地方感”[7]并对此展开批判。 可见，在流空间背景下，人的流动使人重构身份，进而出现族裔矛盾与地方认同等问题。这种“移民—地方”关系的研究契合了后结构主义中对人的主体性回归的重视。然而“地方”并不仅仅是作为人在流动之中的“码头”或是流动性的空间容器，“地”本身也在流动之中。在人的流动之中，地是作为参照物的存在：流动中的人参照不同的生活空间，便完成了身份上从“本地人”到“移民”的转变。类似地，在地的流动之中，人是作为参照物的存在：将人视为相对静止状态的参照物，宗主地和飞地则是景观、语言和节庆等几乎完全相同的地方[8]——从这一角度而言，飞地是宗主地在空间上流动的结果。 上述的人和地的流动，均是着眼于物理空间相对位置发生改变的流动模式，是一种水平流动。然而，流动性的议题还可以在分层与流动的理论下再解读。社会学把社会流动划分为水平流动、垂直流动与代际流动等，而其中的垂直流动是通过职业或收入等变量划分出不同的社会阶层，探讨不同群体在社会阶层中的流动变化[9]。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的教育资本理论和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资本理论都揭示了社会阶层的形成过程和人在其中的阶层流动。除了关注某一时代的整体社会垂直流动之外，这种理论也逐渐被移民研究学者所关注：对于人的流动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水平的流动研究，也开始关注人的社会阶层地位与地方融入之间的错位和所导致的垂直流动[4，10]。移民的地方融入顺利与否，将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在新生活空间的社会阶层地位。而生活的地方空间作为一个场景式的参照物，亦可以成为度量人的垂直流动的标尺。 而对于地而言，同样也存在垂直流动的状态。不同的权力在空间里运作将会产生城市之间的“阶层”，如各国的行政区划管理，实际上划分出一套城市之间的阶层；城市内部的主城范围区划，实际上也划分出城市内部具有差异性的空间阶层。城市在这种再领域化的过程中，通过重构城市的权力体系而实现垂直流动。但这一过程往往仅关注领域内的制度、管治和尺度等话题，城市几近成为了唯一的主角，而城市中的人则成为了“房间里的大象”。因此要而言之，社会学中垂直流动的研究对象为人，讨论社会不平等的议题[9]；地理学中垂直流动的研究对象为城市聚落等人的生活空间，聚焦空间阶层的变化及其影响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