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 世纪库木吐喇石窟的汉风壁画研究

      库木吐喇石窟位于新疆库车县西南约30 公里的渭干河出山口及东岸的崖壁。地处天山南麓和塔里木盆地北端的库车县，在古代是龟兹国的所在地，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佛教起源于印度，在3 世纪经丝绸之路传到新疆境内，通过开凿石窟、绘制壁画、塑造佛像等方式，向所到之处的居民传播教义。佛教经过龟兹、高昌等地一路传到敦煌，约5 世纪再由敦煌传到中原，在中原生根发展，而后又对周围地区产生影响。

      一、新疆境内的佛教石窟壁画

      从今天的佛教石窟壁画遗迹来看，新疆及甘肃境内有多个石窟群。3 世纪初到9 世纪，龟兹地区修建了大量佛寺，规模较大的有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石窟等。在今天吐鲁番附近的高昌地区，也存在着不少石窟群，较大规模的有柏孜克里克、吐峪沟石窟。同样位于交通要道的敦煌地区，从4 世纪到14 世纪，开凿了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等，其中保存着大量的壁画、雕塑。

      克孜尔石窟拥有236 个洞窟，而库木吐喇石窟现发现有112 个洞窟。从克孜尔石窟沿渭干河东行若干公里，便可到达库木吐喇石窟。克孜尔石窟开凿的时间大约在4 世纪，约到8 世纪逐渐被废弃，持续了三四百年，库木吐喇石窟开凿的时间稍晚于克孜尔石窟。“公元630 年，玄奘路径这里，记载龟兹城西门外，般遮于瑟‘会场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贰迦蓝，唐言奇特’，其方位、地段等与库木吐喇一带的遗存相符。”

      从现存佛教壁画遗存来看，新疆境内的石窟壁画大都有典型的地域特点，学者们称之为龟兹风格，以克孜尔石窟壁画为代表。其构图上运用了菱形格的形式，鳞片似的交错延展，横、竖、斜成行的菱形格组成大幅装饰图案，简洁而有趣。菱形格内大部分描绘独立的佛传故事，人物形象、树林、飞鸟走兽大多以细线勾勒，再施以色彩，色与线浑然一体。人物形象运用了西域的凹凸法，在面部、身体躯干结构部位，用深浅逐渐过渡的手法进行晕染，塑造高低起伏的形体（下页图1）。

      

      龟兹地区的佛教到公元4 世纪进入鼎盛时期，直到8世纪中叶，唐朝中央政府的力量被安史之乱削弱，无法保持龟兹已有的稳定政治局面，龟兹的佛教也开始衰弱。龟兹地区的石窟壁画绘制于4 世纪至8 世纪，壁画的样式基本是统一的龟兹风格。然而龟兹地区的库木吐喇石窟却是特例，它有大量的汉风壁画的遗迹。

      二、佛教石窟壁画对中原石窟壁画的影响

      （一）佛教传入中原之前的中原绘画

      佛教传入中原之前，魏晋六朝时期的绘画现存甚少，从画像石、画像砖、墓室壁画以及传世画作等遗存看，绘画的图像偏重线条造型，形象简洁。由长沙楚墓出土的帛画可见，当时线条主要勾勒出形体范围和边界，对物象的描绘更依赖于概念化的平面组合，显现出线条互相间的动感韵律。在河北望都的东汉一号墓壁画的人物，线条显得比长沙楚墓更丰富，增添了宽粗线条表现衣服结构和褶皱，粗细相间的线条在表现物象产生生动变化的节奏感。这种用细线描绘对象的风格亦见于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女史箴图》等传世画作中。

      （二）佛教传入中原对中原绘画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原初期，大量寺庙、佛像的修建以及壁画等的绘制，带来印度西域的艺术样式。北凉时期敦煌壁画的风格如敦煌莫高窟272 窟的供养菩萨，明显脱离中原之前线条描绘的方式。人物的眼眶周围出现宽色带，手臂、上身、腹部的色带表现肌肉结构，这种手法源自印度的佛教图式。人物造型是薄衣轻纱，服饰配饰也以质朴简洁为主，对物象结构描绘用凹凸法，呈现物体的高低明暗。

      可见，早期中原佛教壁画是对印度传来的图像进行机械的接受和临摹。随着佛教传播的持续深入，绘制过程中画师慢慢理解和结合本土的方式创造出不一样的图式，如敦煌莫高窟285 窟，中原的以线描为主的风格和外来的凹凸风格同时出现。到了隋唐时期的敦煌壁画，如敦煌莫高窟276 窟西壁的文殊菩萨，人物身体轮廓、衣纹飘带主要由长线组合，完全不依赖于阴影，结构的交代基本依托线条。这类菩萨形象在敦煌莫高窟第112 窟、第159 窟及榆林窟第25 窟均有可见。

      石守谦教授曾谈及盛唐白画之成立与笔描能力之扩展的问题，提出：“画家逐渐将学自西来凹凸法的描绘结构之能力，拿来增加了传统所喜爱的笔描内容。”“笔描旧传统在盛唐时的再生。此再生不仅使盛唐的笔描大异于汉晋者，而且也不同于凹凸法所附带的线描性格。”“印度佛画原有的精致凹凸晕染，在此相当长的传递过程中，原意逐渐淡薄，僵化，到了中国时终于成了徒具形式的技法母题。”克孜尔石窟第17 窟的佛像或佛传故事人物形象，与敦煌北凉272 窟极为相似，而克孜尔壁画人物的带状色带过渡更缓和，大部分浓淡渐变关系处理得更自然。

      三、中原汉风对库木吐喇石窟壁画的影响

      当中原佛教壁画发展出自身风格之后，其逐渐影响着周围地区的佛教壁画。19 世纪德国学者勒科克，随普鲁士王国吐鲁番考察队进行考察，提到：“当佛教种子在中国土地上也结出果实”，“随着一股反冲的浪潮，把原来由中国西部传入的，而后来已中国化的佛教又送了回来”。库木吐喇的汉风壁画大概集中在第4、11、12、13、14、15、16、17、36、42、45、61、66、71、75 窟。“北京大学考古系曾对库木吐喇第14 窟主室墙泥中草样做过碳十四测定，测定年代距今（1982） 为1210±35 年，即唐天宝年间（742－756）”，其他汉风壁画大致也可推测与库木吐喇第14窟年代相同，大致绘制于公元7到8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