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世纪壁画《水月观音》与《圣母领报》中的女性形象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J0-03；J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42(2020)04-0021-08

       法海寺《水月观音》与佛罗伦萨圣马丁修道院的《圣母领报》同为十五世纪东西方壁画艺术的代表，并在各自民族文化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价值。二者均以宗教建筑(寺观与教堂)为依托的壁画艺术样式。寺观是佛教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成果，且采用木构为基础的建筑样式，并为广大信众提供顶礼膜拜的场所。同样，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壁画被广泛描绘于各大教堂中，与寺观壁画有着同样的状态，以及相近的艺术形式与功能。虽然两张作品类属干壁画和湿壁画，并在形象表现、创作过程等方面存在差异，但诸多因素也显示出了审美文化的共通性。因此，笔者特意选取东西方同时期艺术高峰的精华杰作进行综合比较研究，深入到各自文明的内部，探求其奥秘，汲取其精华，为文明互鉴奠定基础。

       一、画面构成之要素

       中国传统建筑壁画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而法海寺艺术不仅被认为是明代壁画的巅峰之作，也是元明清时期少有的艺术精品。法海寺建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正统八年(1443年)落成，由太监李童募资所建，英宗御赐“法海禅寺”，主要以工部营缮所下属的工匠团队修建完成，是皇家建造技艺的代表与明代院体的典范作品。《水月观音》为法海寺三大观音之一，与文殊、普贤并置于东大殿北壁。在图1画面中，观音身光犹如一轮满月，坐于海中岩石之上。背景中云海、山石峭壁交相辉映，与近处的青竹、牡丹等繁茂植被构成了深远的空间意境。水月观音呈现历来最为典型的“如意坐”姿态，左臂支撑，右臂顺势搭在膝盖上，右腿垂下，左腿盘起。观音“庄严自身，令极殊绝”，面部饱满，柳叶长眉，细目呈半垂睑状态，颔首并嘴角微扬。头戴华美宝冠，璎珞、宝珠和繁缛的贴体服饰相互交织。绿色与暗红色裙裳透过复杂的装饰、飘带、束裙腰饰及精致细密的团花式图案蒂联组合。背景人物为善财童子和韦陀，均面容温润，华服着身，并伴有头光。右下童子双手合十，神态虔诚。左上护法韦陀腾云朝拜、右手持护法神器，左手行单掌礼，神情怡然，虔诚恭敬。左下金毛狮昂首附身，筋骨健劲，右上为白鹦鹉。这四部分形成了对水月观音朝拜的情感呼应关系。

       与之同时期的波提切利《圣母领报》现存于乌菲齐美术馆，是与《春》同年创作的宗教题材作品，此时正处在画家一生中的巅峰创作期，也正值意大利艺术在新柏拉图主义影响下走向繁荣的黄金时代。而圣母领报题材的绘画一直以来就作为相对固定的图像范式阐释圣经故事的传统，成为历代艺术家钟爱的表现形式。这些生动的形象成为了解十五世纪圣母表现的最佳途径。《圣母领报》为波提切利诸多圣母题材作品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从图2画面中可以看出整幅作品由复调暖色组成和谐统一的视觉效果。

      

       图1 法海寺《水月观音》1443年

      

       图2 波提切利《圣母领报》1481年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

       左侧的天使加百列体态轻盈，飞临动姿焕发着活力，手握贞洁的百合花传达神圣的意旨。右侧圣母处于卧室内部的洁白帷幔下，身着典型的青金石色高贵长袍，形体柔美且神情虔诚，双膝跪下以盛纳神圣的赠予，身旁半展开的书卷呈现着依撒意亚先知的预言。室外是一座花草丰美的封闭庭院，与卧室的半开放空间相统一。文艺复兴早期的艺术家们在创作此类作品时通常将领报场所放在圣母的居室，波提切利在此基础上通过场景左侧发出的神圣光线表现“打开”叙事状态，由外至内，使领报场景得以“敞现”的效果，以此来体现天使与圣母“报”和“领”微妙的相互呼应关系间所蕴含的人物情感传达。

       二、水月观音与圣母形象溯源

       那么水月观音与圣母这两位为人们所顶礼膜拜的“女神”，在各自的宗教背景下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以下从二者主题来追溯东西方宗教形象精华塑造的渊源和依据，为探究两位女性形象的异同之处提供资源。

       在印度除了佛陀释迦摩尼以外，菩萨作为另一个重要角色，同样成为广受大众信仰的对象，在佛教发展中经历了诸多不同角色的变换，具有多元、多义、多面貌等特征。而最早以“观音”之名提及这位菩萨的汉译经典是《成具光明定意经》，由印度萨迦人支曜于185年所译，观音是经中三十位为“明士”的胁侍菩萨最后出现的一位。[1]43一方面，伴随着佛教的持续中国化，观音菩萨经历了后继阿弥陀佛的未来佛、初期众生的救渡者、普世救渡者三种角色，不断成为信仰中心而为人们所朝拜。另一方面，在佛教入汉初期，观音菩萨并非以女性形象示人。唐代之前，这尊神祗整体被描绘成端庄的男子模样，比如敦煌十世纪壁画中诸多菩萨仍然清楚地呈现蓄留胡须的男性形象。而女性形象的观音信仰仅见于汉传佛教、南传、藏传佛教。因此，观音菩萨由男性到女性的转变，成为中国特有的现象。[1]44法海寺水月观音属于《法华经·普门品》中观音菩萨的三十三个不同法身形象之一，与其相关的佛经文献出自敦煌的《佛说水月光观音菩萨经》，此部经书虽为观音崇拜的产物，但内容与水月观音的形象毫无干系。目前在已知的佛经与造像仪轨中，并没有任何脉络显露出水月与观音的关联，更无其形象描述的确切依据。水月或是水中月影等意象显然代表世俗森罗万象的“空”与“幻”本质，常作为佛教隐喻万事万物的转瞬即逝，缘起性空。这些譬喻为水月观音的形象创作提供了资源，最著名的便是唐代大画家周昉所创。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称周昉的画“衣裳劲简，彩色柔丽。菩萨端庄，妙创水月之体。”[2]被后世不断传颂。而法海寺《水月观音》则是艺术家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挥出自由奔放的创造性，与传统山水画相结合表现佛教思想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