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1961年的印尼排华浪潮，是华侨华人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也是中国与印尼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直接影响到了三百万印尼华侨华人(以下统称“印尼华人”)的命运。在此之前，中印尼关系经历了从疏远到正常化的曲折变化，1956年苏加诺总统访华将两国友好关系推向新的高度。但1959年印尼出现的排华浪潮，使得持续升温的中印尼友好关系突然偏离轨道。此次印尼排华浪潮的形成夹杂着印尼领导人对国家体制改革、内部政治平衡的考虑，而中国政府正面临着国内经济困难、周边外交环境恶化，以及与台湾当局围绕“侨心”的争夺，这些因素的交织加剧了中印尼双方处理印尼排华问题的复杂性和双力外交决策的难度。 围绕1959年印尼排华问题，已有国内外学者进行过探讨，相关成果主要关注点为中国政府对印尼排华的反应、中国从撤侨转向鼓励华人留在印尼的原因、国际环境对中印尼互动的影响，以及印尼共产党(PKI)的立场等。在史料方面，除周陶沫、张小欣使用了中国外交部档案外，其他论著对中国与印尼政府互动的政策分析大多缺乏可靠的原始资料支撑。①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保留了大量涉及此次印尼排华浪潮的档案和公开文献，而作为印尼华人社会大众媒体的华文报纸也记载了大量涉及排华活动的细节。除此之外，美国政府曾积极干预印尼事务，并且支持台湾当局开展针对海外华人的心理战活动，因此其解密档案中也包含相关内容。多边档案的陆续开放和珍稀报刊文献的挖掘，为系统论述此前语焉不详的中印尼互动过程提供了史料基础，本文拟据此着重探讨以下问题：一、1959年印尼排华缘起的国内因素和国际背景；二、印尼政府对“排华”与“亲华”的认识与内在逻辑；三、中国政府应对印尼排华的政策考虑及其对侨务的定位；四、中印尼围绕排华问题互动的阶段性变化；五、印尼排华浪潮冲击下中印尼关系斗而不破的原因。 一、1959年印尼排华浪潮的缘起 印尼排华现象由来已久，其根源是荷兰政府实施的“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荷兰统治时期，荷属东印度公司通过居住区制度、通行证制度和华人官员制度等一系列单独适用于华人的政策，使华人有别于原住民群体，并通过安排华人充当税收承包商、赌场承包商，将原住民和殖民政府之间的冲突，转化为土著居民与华人之间的矛盾。印尼独立后，排华问题并未因反殖民斗争的胜利而被消除，1951年即发生过政府打压华人和华文报社的事件。②1952年后，印尼政府陆续颁布了《外侨学校监督条例》《外侨私立学校监督条例》《监督外侨教育条例》等，并通过新设立的“外侨教育督察司”禁止华校参与政治性活动，排斥华人的政治活动从未停止。③ 从国家独立后印尼政府针对华人政策的演变看，1959年排华活动的出现是印尼以往排华现象的延续，而其中的诱因之一是经济发展问题。1959年初，长期向印尼提供援助的美国政府作出如下评估：印尼政府财政状况目前处于独立以来最糟糕的状态，军备增长、贸易禁运范围的扩大和反对荷兰的运动，以及国际经济衰退造成的不稳定局面，在1958年期间雪上加霜。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再加上政府无力提供民众所需的公共服务，印尼局部地区出现不满和政治动荡。④从数据来看，1958-1959年印尼出口额减少了20％，创历史新低，而进口额较前两年下降幅度高达33％，国内物价却因货币超发不断飙升。⑤经济严重下滑，尤其是物价上涨，掌控印尼零售业但在政治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华人自然容易成为被攻击的对象。这是导致1959年印尼出现排华活动的重要因素，但不足以解释1959年印尼排华活动升级为大规模浪潮的原因，同一时期还有两方面因素导致华人成为众矢之的。 首先，印尼国内的经济“印尼化”(Indonesianisation)运动及其升级。经济印尼化的本质是民族化，自20世纪50年代初印尼政府就试图推行经济民族化政策，到1956年阿萨阿特运动(Assaat Movement)兴起后，华人群体被塑造成印尼经济民族化的障碍。阿萨阿特运动本质上是一种狭隘的民族观，旨在结束华人在印尼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运动的发起者阿萨阿特曾任印尼内阁成员，他提出对“原住民”与“非原住民”进行差别对待，将华人视为非原住民，不得享有原住民的同等待遇。⑥具体到经济领域，阿萨阿特认为印尼民族经济被华人扼住了咽喉，导致印尼的进口商和生产商轻易被华人压制。他呼吁政府采取特殊措施确保原住民在与外国商人，尤其是在与华商的竞争中获得保护，并在国籍制度上更加严格地区分华侨与印尼华人。⑦尽管因阿萨阿特参与1958年的印尼地方叛乱导致该运动名声扫地，但其推动的排华政治气候已然形成，狭隘的民族观为印尼的排华活动进一步提供了理论基础。 此后，在苏加诺的国家体制改革中阿萨阿特运动的排华经济效应被进一步强化。1959年7月印尼进入“有领导的民主”(Guided Democracy)时代。“有领导的民主”是一套完整的政治理念，其中包括“有领导的经济”(Guided Economy)。苏加诺追求的“有领导的经济”，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印尼经济，具体包括三点基本信条，即国企优先于私企、基于国家规划的大型企业、致力于社会的平等主义。⑧“有领导的经济”本质上是印尼政府在经济领域主导权的扩大，而私营和外资企业将会被压制，但由于在印尼经营的大部分荷兰企业已经出售给了华人⑨，而印尼各乡镇又遍布华人经营的零售业，这意味着华商自然成为被改革的重点对象。尽管出发点有所不同，但其最终效果与阿萨阿特在经济领域将“原住民”与“非原住民”差别对待的做法如出一辙，即华商成为矛头指向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