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草药知识的全球化和普遍化

作 者:

作者简介:
安洙英,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博士后。上海 200234

原文出处: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进入19世纪,越来越多前所未知的草药随着全球贸易网络跨越文化和语言的界限,进入英国药材学家们的视野,他们日渐希望通过收集、翻译草药名称,建立一个统一的命名系统。本文主要使用丹尼尔·汉璧礼的档案,考察19世纪英国科学家在中国的科研实践,展现他们如何一边命名草药,一边将其纳入到他们所建构的全球性、普遍性的科学体系中去。在研究中国草药时,汉璧礼致力于收集植物的汉字名、拼音转写、当地俗名、西文名,乃至林奈名等,进行对应、整合和翻译。他的标本收集、翻译定名工作呈现出19世纪大英帝国及其科学界对普遍性和全球性的追求,是一种对自然的排序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的异国草药被识别并陈列在展柜中,使得人们得以系统地看待全世界的自然和事物。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21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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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眼19世纪英国的药材学史,丹尼尔·汉璧礼(Daniel Hanbury,1825~1875)尤引人注目。他专注于药学,在植物学方面也颇有建树。然而,他的研究很难划分到当代的某个学科中去。他很少关注药物的化学成分或生理效应,因此其研究或不能算作当代“药理学”,①而应当被称为“药材学”。具体来说,便是广泛地考察各种用于医药或其他经济用途的植物和天然材料,并关注它们的历史、贸易和使用。汉璧礼的学术活动是跨学科的,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定义——如“本草学(Materia Medica)”“生药学(Pharmacognosy)”“医学植物学”或“经济植物学”。

       汉璧礼的学术生涯很短暂,仅有二十年,但仍然是辉煌的。他在《药学杂志》和《林奈学会学报》等著名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论文。这些论文后来在他的弟弟托马斯·汉璧礼的主持下,由约瑟夫·因斯(Joseph Ince)收集和编辑。这部论文集取名《科学论文——以药理学和植物学为主》,于1876年出版。②汉璧礼对各种外来草药的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且在同时代科学家中享有极高的地位和影响力,但却极少为当前的科学史研究所关注。③实际上,汉璧礼进行了广泛的通信交流及标本交换,他的研究素材取自世界的各个角落。④最重要的是,他的这种研究兴趣很好地体现了大英帝国的商业影响力是如何在19世纪缓慢扩展到美洲、非洲和亚洲等地的。

       汉璧礼对中国植物抱有极大的研究热情。⑤他在《林奈学会会报》及《皇家药学会会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了产自中国或在中国被广泛运用的药材和植物,这些文章日后被集结成册,题名为《论中国草药》。⑥此外,在1851年后的二十五年间,他还陆续收藏了一批中药标本,很可能已经建立了那个时代英国最为丰富的中国草药标本库。红枣、四川胡椒树、肉桂、白虫蜡、高良姜、两种绿色植物染料,以及几种豆蔻,这些都是汉璧礼的植物标本。⑦

       本文以汉璧礼和他的学术实践作为主轴,结合同时代的其他研究,考察19世纪英国药材学家如何通过命名草药并建构科学知识体系,制造出便于知识全球化的概念系统工具。⑧从汉璧礼寄往世界各地的信件、他的手稿和著作来看,帝国主义的商业扩张是19世纪西方科学发展中的关键因素,它不仅决定了科学家们积累知识的方法和收集素材的范围,还决定了他们在重构草药学知识时的基本动机、目标和框架。

       到了19世纪中期,随着贸易网络的发展,草药的具体流通渠道也在发展和更新,从而跨越和连接了广袤的地区。草药流通的这种极速扩大化,使特定草药的称谓越来越多,渐趋复杂。为了鉴别与日俱增的域外草药、使草药贸易正常运行,并且随着越来越多前所未知的草药跨越文化和语言的边界而进入药材学家的视野,药材学家们开始考虑建立一个统一的命名系统。这个系统应当能够放置大量跨越文化边界的自然事物,特别是来自异域的草药。

       因此,英国药材学家的学术实践大部分是围绕草药名称的收集和翻译进行的,其工作的具体流程与意义便是本文所要关注的。这些科学家不仅进行了现代科学所要求的实验或观察,还涉及大量的“文本实践”,也就是从诸种文献中考证草药的当地名称和拉丁语名等。⑨换言之,草药和植物的名称不仅从国外收集,也从各种文献中搜索出来。在这一过程中,近现代“药材学(Materia Medica)”逐渐转变并融入到现代植物学。前者主要通过各种方法来叙述“药”的信息,是无定形的;而后者则以独一的植物学命名法和普遍、统一的结构为特征。

       在汉璧礼的时代,现代西方科学中草药知识的基础、惯例和结构还处在变动、形成的过程中,而与现代的科学概念不相吻合。笔者将仔细考察汉璧礼的研究,尝试一窥19世纪英国科学家研究世界草药的独特模式,并揭示其历史意义。

       一、药材学知识的现代转型与命名法的更新

       1735年林奈《自然系统》的问世标志着全新植物命名法的产生。它提供了一个固定的植物分类系统,使得追踪某种草药的源植物、进而确定草药种类成为可能,因而被认为是革命性的。⑩林奈命名法最大的价值在于它能够接纳并命名所有新的事物,兼具开放性和普遍性。(11)此后建立的早期近代欧洲博物学致力于将外来植物一一纳入到现代植物分类法之中去。在林奈所处的欧洲,自然知识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博物学打下的基础,包括后者所积累的植物标本、材料以及观察日志。(12)而到了19世纪,困扰植物学家们的问题则转变为“如何按照已经建立的系统来命名大量涌现的域外植物”。他们希望简化标本的流入手续、更有效地处理海量实物和信息,因此发展出了各种新的科学研究手段。这种趋势的意义只有在一个统一的认识框架逐渐形成的背景下,才能被清晰地理解。

       在19世纪的伦敦,许多植物或草药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类体系中,其繁复的名称被彻底简化为基于林奈命名法的标准化名称。在这一过程中,将世界草药材料置于普遍框架下的构想逐渐被确立为现代植物学的愿景。以下将以豆蔻的命名过程为例,说明这项独特的标准化事业。

       早在17世纪末,欧洲市场上就出现了名为“豆蔻(Cardamom)”的植物种子。在短暂的一个世纪中,豆蔻的药用价值迅速获得了欧洲市场的认可——它既能“暖和、滋补、健胃和驱风,用于增加血管的张力和体液的活力(motion),以及促进水状液的分泌”,又能用于制作酊剂,还能榨油,(13)因此欧洲各国对豆蔻的需求量大幅上升。但是,欧洲各国却没能成功地在本土种植豆蔻,不得不依赖海上贸易来获取这种重要的药食两用植物。(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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