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不仅成为党和国家教育政策方针的重要内容，在学校、家庭和社会等不同领域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教育作用。从纵向上看，新中国劳动教育的出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将本土教育传统和西方教育理念融合会通后的产物，有必要拉长视线以考察劳动教育思想的演进。从横向上看，劳动教育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其实践展开离不开家庭的奠基、学校的主导和社会的支持，社会形态等因素始终制约着劳动教育地位的变迁。因此，回溯“劳动教育”的发展史，需要从整体上考察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社会基本条件，这构成了学校实施劳动教育的背景和前提。正如以进化论为基本假定的“新史学”所倡导，对事物的认识不能依靠个人的苦思冥想，而要关注连同本国制度和社会风俗习惯一起积累和继承的结果。①也恰是在这个意义上，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论断才显得颇具借鉴意味：世人基于关心当下生活才会观照过去，历史实为现实的精神生活；过去仍“活”在现实之中，历史乃是构成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②基于此，尽管仍有必要分析课程、组织、评价等具体内容，但相对宏观地认识劳动教育的思想演变与地位流变，理应成为学校开展劳动教育的重要环节。 一、劳动于“政治社会”：中国早期劳动教育思想与地位的演变 自古以来，虽然在家庭和社会中不乏劳动教育的相关思想，但由于劳动教育的主体是学校，传播思想、体现地位的场域在学校，因而本研究主要关注劳动教育的学校层面。另外，早期的劳动教育思想如断线珍珠般散落于历史长河之中，通过梳理特定时空背景下劳动教育的演变，既有助于在长时段中确立影响条件和机制，也能够反映教育与历史、社会互动的结果。要而言之，从“世袭社会”中劳动教育的初次分离，到“选举社会”中劳动教育的隐而不彰，再到“后选举社会”中劳动教育的重新发现，我国早期劳动教育思想与“政治社会”③发展相伴而生，并大体遵循“混沌—分离—遁隐—重现”的演变历程。 (一)从混沌到分离：“世袭社会”中的劳动教育 远古时期，无论是在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所言的“蒙昧时代”还是“野蛮时代”，迫于群居和氏族繁衍生息的实际需要，教育与生产生活实为一体④：不仅工具制造、采集狩猎等生产劳动离不开经验传授，衣食住行、宗教祭祀等社会活动也少不了能者教导。不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门类日益扩大，教育逐渐摆脱生产劳动的“母体”而自成体系，独立的教育机构和脑体的分工开始出现。 我国早期的教育活动主要面向名门贵胄等“社会精英”，传教“国之大事”⑤，这既让教育逐渐远离生产劳动而成为治国安邦的重要手段，也使礼仪和军事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但无需赘言的是，从西周到春秋时期，教育的主要目的仍然在于维护阶级社会的等级制度，并型构着一个少有流动机会的“世袭社会”。⑥作为我国最早的学校课程体系，“六艺”充当着培养文韬武略、德才兼备的统治阶级的文化载体。其中，“礼乐”居于核心，其不仅有助于形成刚柔并济的治国理政方式，也悄然发挥着类似德育和美育的实用功能；同样，以军事训练为基底的“射御”偏向体育，以文化知识为目标的“书数”强调智育，而唯独劳动教育没有被纳入贵族阶级的认识范畴。 春秋时期，随着“士阶层”兴起，与“官学”相对的“私学”得以诞生。其中，儒、墨两家以其鲜明的教育主张和内容成为当时的“显学”。历史上，儒家删订“六经”以突出人文教育，以培养积极“入世”的“士大夫”为己任，将道德实践置于社会实践之上，劳动教育的地位十分有限。《论语》中的一段对话可充明证：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⑦此段对话虽争议不断，但的确体现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等级观念；而且，如果说孔子通过不事农桑、轻视劳动以强调社会分工，那么培养具有“礼义信”等高尚品质的“君子”则是儒家教育的根本方向。 不过，墨家却代表着“农与工肆之人”即小生产劳动者的利益。墨子及其后学主张“兴利除害”，将自然科学、生产技术等作为教育主要内容，虽同样强调德行和思辨，但重视经验和劳动的“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却显示出与儒家的根本差异。墨家起源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坚韧不拔、苦行役身等劳动精神是墨者身上的“标签”，“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等思想也为其传授劳动知识和生产技能提供着支持。⑧可尽管墨家在生产劳动中“知行合一”的教育思想泽被后世，但学派在战国后期却不再称“显”亦是事实。应该说，这个不同于儒家“人文教育”、以“生产技能教育”为主要内容⑨的独特学派何以兴衰并不是拙文的讨论重点，但它却为考察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初次分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观察视角。 (二)从分离到遁隐：“选举社会”中的劳动教育 自秦汉至晚清，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学校教育的主导地位，并充分体现在教育内容和教育理念上。随着私有制和社会分工愈发成熟，统治阶级与劳动阶级之间的对立也愈发尖锐，而接受教育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不仅是广大贫寒士子相对公平的上升途径，也成为统治者笼络社会精英的重要方式。⑩有学者将这种自上而下地选择治理者，并以竞选者的德性、才能、名望以及文化修养作为选拔依据的等级制社会，称之为“选举社会”。(11)在如此社会中，无论是学校的教育目标和内容，还是社会的学习环境和氛围，都不太能够与“劳动教育”相关联，对此可以从教育内容、人才选拔和社会风气等方面予以粗略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