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20)04-0001-12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h.2020.04.01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下简称“新中国成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史，我们会看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逻辑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变革逻辑交互前行，实现了理论的创新与实践的创造。在理论层面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基于现实问题的基础理论探索、基于重大实践问题的现实观照以及方法论创新等均取得辉煌的成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学术界摆脱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束缚，在主体性自觉和方法论自觉所形成的“文本—文献学”范式，构成当代中国学术方法论自觉的有机组成部分，极大地推动了当代中国学术理论的繁荣发展。在这一范式的引导下，学术界基于重大现实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文本考证、理论阐释和思想解读中，谱写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新篇章。 一、“文本—文献学”范式发展的逻辑历程 马克思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虽然马克思在这里所针对的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考察，但其所提供的“从后思索法”为我们反思“文本—文献学”范式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即我们完全可以以“从后思索法”的方法论原则为指导反思这一范式。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将对已经形成的“文本—文献学”范式进行“追根溯源”，从而展示其“具体性的内容”。对此，我们将诉诸于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史。基于这一学术史，我们将会发现，“文本—文献学”范式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对这一范式历史逻辑进程的“从后思索”，将有助于我们在历史的回顾中展望未来，将其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大体上讲，这一逻辑历程历时性与共时性地呈现为三个逻辑阶段，且在不同时期体现出不同的侧重点和理论特点。 1.致力于理论大众化普及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及其延展性的文本研读 新中国成立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巩固其既有的意识形态地位以及推动人民大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此一时期的核心理论任务。为切实推动这一任务的完成，中国学界在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主要是指《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联共(布)党史》的第四章第二节]的基础上，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来的“中国化”成果(主要是指毛泽东哲学思想)，构建起了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集中体现在艾思奇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1961)中①。在我们看来，这不仅仅是一本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科书，而是熔铸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义的“经典著作”。之所以这么说，乃是因为该教科书实质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吸纳进去，并以“体系化、原理化”形式作出阐释，其所构建的哲学原理教科书成为改革开放之前包括党员干部在内的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文本(当然也包括毛泽东的系列著作)。因而，这一教科书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经典作家的著作一起构成此时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系统”。 站在今天的视角来看，此一时期显然是存在着经典文本的阐释和阅读的，只不过这种阐释和阅读并非“文本考证—文献梳理”意义上的，而是以“求知识、学方法、重应用”为旨归的，其所重视和关注的焦点也是有着时代的痕迹。总体上，人们所阅读的文本大体包括几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经由苏联翻译而来)；列宁、斯大林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哲学家的著作；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及毛泽东的著作；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以及中国化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因此，此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的阅读与阐释必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尤其是毛泽东相关经典著作的阅读与阐释；二是以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国化哲学原理教科书为中心的阅读与阐释。更为关键的是，基于对哲学原理大众化的需求，第一个方面的毛泽东著作和第二个方面合并起来构成此时文本阅读的主要样态，即将以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为基本框架构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毛泽东著作视为“经典文本”，并以之为标准，宣传、讲授、解释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其间所展开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阅读与阐释，实则是依托哲学原理教科书所展开的延展性的阅读与研究。更具体地说，是人们为了更好地理解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理论而展开的对其中所提及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与阐释。因此，我们可以概括地称之为基于“哲学原理教科书”展开的文本—文献学解读，其主要特点在于以“哲学原理”为中心，“囿于哲学原理教科书理解的文本研读”。 毫无疑问，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熔铸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在推动哲学原理、方法论原则等的大众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破解，尤其是对于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人们对于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问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群众史观、矛盾论、对立统一规律等原理有了清晰的认知，并以之为方法论原则，较好地处理了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面临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诸多问题。同时，人们依托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对其中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哲学笔记》等作了“选择性阅读”和“延展性阅读”，适当地拓展了人们对哲学原理教科书所依托的经典文献及其思想的把握，为未来的学术探索做了铺垫和准备。但是，客观上而言，这一时期所展开的经典文本阅读和解读是不够的，尚不具有“文本—文献学”范式的特质，真正意义上的文本—文献学研究显然是“缺位”的，最多不过只是其“雏形”而已。因为，其所阅读的经典文本是哲学原理教科书及其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部分经典文本，并且其目的并不是回归经典并进行理论创新，而是为了更好理解和掌握哲学原理教科书中所提及的理论和方法论原则，这也就是我们将其概括为“囿于哲学原理教科书理解的文本研读”的真实本意所在。更为关键的是，此一时期的“经典文本研读”显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一种“全民学哲学”的时代境遇中，阅读经典不同程度地沦为“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原则的洗礼”，而“学术”的审视和研究也就相对被忽视并束之高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