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0)08-0007-11 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一如法国当代理论家雅克·比岱所言，“对于马克思来说，存在着两种间接性，两种对立的间接性，一是市场，它产生资本主义；一是计划和组织，它产生社会主义，为公共自由提供一个理想的天地”。①马克思否认资本主义存在有计划的调控，也排除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相结合的理念。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与市场”“社会主义与计划”这两种似乎天然的无缝式对接开始离析崩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西方学术界出现了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相结合、资本主义与计划相结合的“错位”思考。之所以会萌生这种“错位”思考，是由于当时已出现了“错位”的现实。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新阶段，资本的积累和集聚在国家层面产生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随后“新济经政策”模式的大胆实验又给社会主义引入市场经济成分带来现实的可能性。在追溯“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起源时，人们往往会不约而同地谈到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兰格模式”。殊不知，几乎同一时期，在西方学术界还有一个关于“计划资本主义”的理论模式，其阐述者在西方经济学界虽然名声不及《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作者约翰·凯恩斯和《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的作者卡尔·波兰尼，但在左翼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这位阐释者却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尤其在法兰克福学派史中，他更是一位筚路蓝缕的创始者、举足轻重的领导者和影响深远的理论奠基者。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之所以在1944年5月22日前赶写出《启蒙辩证法》的初稿，就是为了给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位“功臣”祝贺50周岁生日，②这个人就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帮助富商之子费里克斯·韦尔创办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并在几年后把霍克海默引入该研究所的弗里德里希·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1894/5/22-1970/12/16)。自1927年起，波洛克长期担任研究所的首席行政主管(研究所所长只负责学术)，主持研究所的日常运营事务；但研究所的行政负责人和财务总监并不是波洛克的唯一身份，他还有一个自己常常引以为荣的身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据法兰克福学派史专家罗尔夫·魏格豪斯考证，波洛克一共出版了3部专著，发表了9篇文章，③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迄今没有一部(或一篇)译介到中文学术圈中。毫不夸张地说，波洛克的学术身份在中国学术界遭到了严重忽略。1994年冬，德国学术界在纪念波洛克诞辰100周年时就提出要重估波洛克的理论地位，这一掷地有声的呼吁也没有引起中国学者的积极响应。国内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鲜有人集中地、专门地探讨波洛克的理论贡献。我们的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相结合的研究层出不穷，而关于资本主义与计划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探索，以及这一探索留存下来的理论宝藏长期以来被封存于历史档案之中，其主要理论阐发者也备受冷遇。 2020年冬天是波洛克去世50周年，在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历史节点上，如果我们要概括作为经济学家的波洛克最显著的理论创新，那么就不得不说，他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中资本主义社会新结构或者新形态的原创性的理论家。他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以纳粹德国的经济政策为案例，对计划原则嵌入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及其限度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尽管他的理论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内部引起争论，还遭到许多理论家的批评，但是，他能够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洞察到资本主义的类型学变化并对其展开批判性分析，这是波洛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而且，波洛克的研究推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转向对资本主义内部关系问题的研究。通过对波洛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批判性分析，也有助于澄清关于早期的批判理论学者没有系统地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错误认识。事实上，“‘批判理论’一词是‘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批判’在哲学上自觉、自省的概念”，同时，“联结批判理论与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的脐带从未剪断”。④ 一、波洛克与马克思主义的不解之缘 魏格豪斯称波洛克是“最后一位不为人知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⑤而这位近乎被遗忘的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无论从他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渊源还是从其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影响来看，都是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马丁·杰伊曾称霍克海默和波洛克的关系是“研究所的基石之一”。⑥ 波洛克对马克思怀有无限的崇敬之情，正如魏格豪斯所言，“波洛克对卡尔·马克思表现出的真挚的、无限的热情几乎无人能够比拟”。⑦他赞扬马克思坚守无产阶级理论立场，“不顾一切阻碍，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终生”。⑧波洛克出生于弗莱堡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但他很早就摆脱了犹太主义的影响。德国爆发十一月革命时，波洛克曾积极参与其中。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瓦解时，波洛克协助社会主义者逃往苏联，他还曾因将自己的护照送给一位打算出逃的俄国人而惹上被捕的麻烦，被迫离开慕尼黑前往法兰克福，在那里继续研究经济学和政治学。1923年，波洛克以《马克思的货币理论》(Zur Geldtheorie von Karl Marx)为题撰写的博士论文拿到了法兰克福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并获得法兰克福大学年度最优博士论文之一的荣誉。这篇论文奠定了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主题。 波洛克同费里克斯·韦尔的相识让他有机会成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主要创建者。韦尔是百万富商之子，曾师从德国图宾根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罗伯特·维尔布兰特，而维尔布兰特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受维尔布兰特和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影响。韦尔坚信社会主义具有先进性和实践性。韦尔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继承巨额家产的韦尔积极资助左派的理论研究，资助出版了许多学术著作，其中就包括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此外，他在1923年和卡尔·科尔施共同发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周”(Marxistische Arbeitswoche)并提供经费资助。当时，参与“研究周”活动的就有卢卡奇和波洛克。⑨1920年代，韦尔和波洛克一起创办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出版社，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12卷。当然，韦尔最大的贡献还是资助创建社会研究所。韦尔的愿望是建立一个类似于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基地，一旦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就把它赠送给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韦尔希望找一位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主持研究所的工作，但由于波洛克和霍克海默刚刚获得博士学位，还没有教授资格，韦尔便把“来自上流家庭的共产主义者”——经济学教授库尔特·格拉赫(Kurt Gerlach)作为所长人选，遗憾的是，格拉赫在研究所筹建的过程中突然病逝，韦尔委托波洛克暂代所长职务，后来又找到卡尔·格律恩堡出任社会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波洛克和格罗斯曼担任所长助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