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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70年代之後，“法蘭西理論”作爲對現代性進行批判的宏大社會思潮，逐步在全球學術和理論版圖上佔據了中心位置；它的所有對話，都是圍繞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進行的。正是在這種對話中，它呈現了多元、異質性特徵。對話的核心是，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判斷、批判的前提再探討。在對話中，它不再囿於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主要針對資本主義社會財富生產的邏輯，而是轉向尋求超越資本主義視野的更普遍的現代性批判基礎。通過挪用人類學的象徵理論、符號學的能指以及精神分析的慾望理論，它提出多種升級或替代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路徑。在總體上，它確立了在商品生產之外尋求解構現代性權力的路向，從而爲20世紀80年代的後殖民、後現代以及其他少數和差異立場提供了豐富資源。它的現代性批判，開闢了“後財富政治經濟學批判”視野。然而，由於它是一種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的大雜燴，多數有關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言說，不過是馬克思所批評的政治經濟學之“庸俗”方式延續的“戲仿”版本。這不僅表現在多數理論家衹是挪用了政治經濟學的語言而丟掉了其靈魂，而且全部套路並沒有超出廑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之後延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兩種基本模式：或聚焦廣義政治經濟學批判及其基礎，或聚焦財富之後的生產主導模式。這兩種模式，都擺出站得比馬克思更高的姿態，或以普遍的名義提出了馬克思拒斥的東西，或以個別領域馬克思主義未曾直接遭遇的新現象宣佈它的漏洞。就它的整體理論氛圍而言，是以意義生產爲中心來對抗現代性之財富爲中心的生產。其中，德勒茲、福柯、利奧塔、德里達等人都體現了超越馬克思而繼續持激進社會批評的立場。這種與馬克思密切聯繫在一起的批評，最終變得非總體化、精細化、多元化了，並向慾望和強度問题開放。它的理論貢獻在於，用“後財富政治經濟學批判”爲當今的批判提供了有效工具。
cs，1885-1971)以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道路的挫折相關。也正是這一原因，“法蘭西理論”同時構成了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當代性理解的參照。鑒於“法蘭西理論”提出的各種資本主義批判新視角，都是基於它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失敗或落伍的判斷，而在與馬克思的對話中，不同的新視角都可以歸結爲“後財富政治經濟學批判”或“後政治經濟學批判”，因此，本文集中於“後財富政治經濟學批判”，即在商品生產之外基於新的普遍性前提重建的資本主義批判。 一 “法蘭西理論”語境中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幽靈 從政治經濟學批判角度切入“法蘭西理論”，並非故弄玄虛，而是直接源自一個印象：從巴塔耶(G.Bataille，1897-1962)到德里達(J.Derrida，1930-2004)，一波又一波的理論新銳，都以不同方式回應“經濟學”，在自己理論演進過程中將新創理論稱爲“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批判”。這一現象，究竟有何意謂？ 在全部“法蘭西理論”中，巴塔耶不僅在時間上屬於先驅，而且就政治經濟學來說也是邏輯上的中軸。他未完成的《被詛咒的分享》第一卷副題便是“一般經濟學”，並明確宣稱，從“特殊的經濟學”向“一般經濟學”的視角轉換，是一場關於思維方式和倫理的哥白尼式革命。③在這裏，如同馬克思以“政治經濟學批判”來替代政治經濟學那樣，巴塔耶提出了替代當代主流經濟學的新視角。巴塔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讚賞馬克思，自稱是沿着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批判往前走的。他認爲： 對馬克思來說，“解決物質困難的方法是很多的”，但對今人來說，“不是僅僅像物那樣的存在，而是以某種至高無上的姿態存在”這個事實，在理論上假定是“其不可避免的後果”，則依然還不是“對物質需要的令人滿意的回答”。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的原創性在於，他試圖僅僅以否定的形式，即通過克服物質障礙，來實現一種道德成就。這導致人們認爲他祇關心物質財富；他們沒有注意到，他對宗教形式並因此人的真理之最終判斷和厭惡屈從於隱蔽的目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主張是把(經濟的)物之世界整個地從(對經濟來說)外在於物的每種要素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正是通過達及暗含在物之中的可能性之界限(通過無所保留地順從它們的要求，通過用“物的統治”替代特殊利益的統治，通過使那種把人還原成物之狀態的運動達到其最終後果)，馬克思決心把物還原成人之狀態， 以及把人還原成他自己的自由性情。④ 巴塔耶稱讚馬克思的激進主義，是因爲他從更激進的角度對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批判進行解讀。這種激進，巴塔耶自己明確地說過，是一種徹底的離經叛道，超出同時代人的理解能力。這也意味着，超越了一切既往的激進思想。那麽，這種激進思想的最基本主張是什麼呢？這便是其通過“一般經濟學”表達出來的核心觀點：能量循環決定着人類的行爲，自然較之人的生存需要是豐富的和過剩的，人們必須將(自己生產出來的)那些不能用以發展系統的過剩能量消耗掉，從而擺脫物的束縛，實現自由。這裏暫不評論巴塔耶描述的解放路徑可行性，衹想指出的是，他提出一般經濟學旨在實現的是馬克思直接針對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之理論上的一個“缺失”，即非資本主義社會的一般條件。這個條件與文明的一般條件是同一回事。這便解釋了其一般經濟學對莫斯(M.Mauss，1872-1950)人類學的挪用，後者通過非西方社會經驗試圖打破歐洲中心主義邏輯的獨斷性，將不同於(以“買賣”代表)功利原則的(以“饋贈”爲代表)象徵交換置於文明的中心。巴塔耶正確地闡明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反“物的統治”性質，但他認爲馬克思並沒有爲這種批判建立普遍的基礎，因此他想作出這方面的嘗試。儘管他的嘗試並不一定成功，但這一路向確實爲解決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困境打開了大門⑤。或許，正因爲這一點，後來的法蘭西激進思想家都擺脫不了與巴塔耶千絲萬縷的聯繫。 關於不同於傳統的新的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提法，20世紀70年代早期達到高峰，最顯著的例子是鮑德里亞(J.Baudrillard，1929-2007)於1973年出版《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在他看來，當代資本主義生產的壟斷已經實現了從商品生產向符號生產的轉移，後者決定着整個消費社會的需求體系，成爲維繫資本主義的文化結構。因此，他進一步認爲，以使用價值中立性假設爲前提的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實際上陷入了資產階級生產崇拜的意識形態，必須以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來替代它。也正因爲這一點，他後來徹底地告別了馬克思，以荒誕玄學式的寫作對當代社會文化現象進行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