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和马克思的伟大离不开他们对唯物史观的构筑。那么，人们该如何准确理解这一构筑呢？从哲学本原的视域理解，由于唯物史观反映的内容是客观的，所以，唯物史观只能被视为一种发现，而不能被视为创造。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人们才认为唯物史观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对社会历史规律的概括和总结。针对唯物史观的发展历程，中国哲学界权威的观点认为，《神圣家族》已经“日益接近于”唯物史观①，《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史观的“第一部成熟作品”②。这就是说，唯物史观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发现的，因为这两部著作都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合写的，或者说，那种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个人发现的观点是不准确的。因为，那些认为马克思一个人发现了唯物史观的人，只是将马克思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看作唯物史观的萌芽，而忽略了恩格斯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也是唯物史观的萌芽。也就是说，一些人忽略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国民经济学批判》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具有同样的意义和价值。理由在于，马克思邀请恩格斯与他共同撰写标志唯物史观诞生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而这两部著作的绝大多数内容是马克思撰写的，如果不是肯定了唯物史观也具有恩格斯哲学的认知逻辑，马克思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当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③。我们并不否定马克思对于唯物史观的这种贡献。从恩格斯与马克思交往关系发展的视角研究相关文献，很容易看到恩格斯对于唯物史观发现所做出的贡献主要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恩格斯对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贡献，不仅有“从实践观点出发”思考问题的“哲学反思性思维”和对“社会发展问题”抽象认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还有对“现实生活世界”实践概括的“历史唯物主义书写”。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述的唯物史观发现的方法论贡献是指方法论意义上的贡献，而不是指理论逻辑意义上的贡献。这是因为，认知逻辑不等于理论逻辑，方法论意义与理论意义之间的边界不可逾越。 一、“从实践观点出发”的“哲学反思性思维”与恩格斯、马克思交往的起点 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都是从《莱茵报》时期开始“从实践观点出发”的视角思考哲学问题的。《莱茵报》搭建了恩格斯和马克思交往的平台。就恩格斯的思想历程演变而言，之所以认为《莱茵报》时期的恩格斯具有了“从实践观点出发”的“哲学反思性思维”，是因为那时的恩格斯不仅意识到了“理论上的批判并不等于实际上的行动”④，即哲学的理论只有在行动中而不是在理论中“才具有生机勃勃的和实践的性格”，而且恩格斯在这种思维方式指导下积极投身到为《莱茵报》撰写文章等写作之中。1842年4月，恩格斯在《莱茵报》发表第一篇文章时，马克思在《莱茵报》做编辑。1842年10月，马克思开始担任《莱茵报》主编。既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莱茵报》办报的指导思想以利于自己作品被刊用，也是为了更好地与编辑和主编交流，恩格斯在1842年10月初前往《莱茵报》拜访，虽然见到了赫斯但没有见到马克思。1842年11月中旬，恩格斯又前往《莱茵报》。有学者认为这一次恩格斯虽然见到了马克思，但很不愉快⑤。我们认为这一判断的根据不够充分。相反认为，此时经过面对面的沟通，马克思已经消除了把恩格斯作为“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误解。误解消除的根据就是，“当他们分别的时候，两人如果说还不算是朋友的话，至少已经有了共同的战斗目标，恩格斯答应为《莱茵报》写英国方面的通讯”⑥。基于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此次会面标志着恩格斯与马克思开始了事业上的交往。当然，也不能就此判断此时的恩格斯与马克思已经是朋友。所谓事业上的交往，就是指恩格斯和马克思都用自己的文章“捍卫了哲学的权利——‘时代精神的精华’——即可以自由地评论一切问题”⑦。 《莱茵报》给恩格斯和马克思开始交往提供了平台，而恩格斯和马克思都拥有的“从实践观点出发”的“哲学反思性思维”也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开始交往不可或缺的原因——哲学原因。这也可以被理解为，《莱茵报》之所以能够成为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关注的报纸，一方面是因为《莱茵报》是那个时代德国最为进步的报纸之一，另一方面是因为恩格斯和马克思那时已经不约而同地形成了“从实践观点出发”的思维方式，都认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⑧。一方面，恩格斯和马克思都认为《莱茵报》是能够发表“从实践观点出发”讨论社会现实问题的文章的进步性报纸。《莱茵报》是“科伦社团”支持创办的以“反对普鲁士宗教和半封建的专制主义”为最终目标⑨的进步性报纸。马克思在给奥本海姆的信中提到的《莱茵报》办报目的，很好地诠释了《莱茵报》的先进性，马克思指出，如果《莱茵报》刊登一般理论性的思辨哲学文章，“就会使许多甚至大多数具有自由思想的实际活动家起来反对我们；这些人承担了在宪法范围内逐步争取自由的吃力角色，而我们却坐在抽象概念的安乐椅上指出他们的矛盾”⑩。另一方面，此时的恩格斯和马克思都已经意识到思辨哲学的“空谈性”。在那个时代，青年黑格尔派将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发挥到了极致，即青年黑格尔派认为抽象的理论批判是可以革除一切社会弊端的最终力量。面对这一思辨哲学的“空谈性”哲学思维，恩格斯在1842年7月给卢格的信中阐释了自己从事哲学研究的目的：“迄今为止，我的写作活动，从主观上说纯粹是一些尝试，认为尝试的结果一定能告诉我，我的天赋是否允许我有成效地促进进步事业，是否允许我实际地参加当代的运动。”(11) 恩格斯之所以会提出“从实践原则出发”的“哲学反思性思维”，是因为恩格斯认为谢林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思想都不足以“获得生命”(12)，而这一理解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形成经历了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恩格斯接触到了谢林哲学，并反思和批判谢林为宗教辩护的哲学逻辑，还因反思谢林哲学而转向拥护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1841年11月中旬，恩格斯在被其称为思想战场的柏林大学旁听谢林讲授的“启示哲学”。恩格斯反对谢林观点，在同年的12月就发表了《谢林论黑格尔》的反驳性文章，其后还发表了《谢林和启示》与《谢林——基督的哲学家》的小册子。恩格斯认为，谢林试图修正黑格尔辩证法的目的是“否认历史进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13)，但此时的恩格斯并没有形成“从实践原则出发”的“哲学反思性思维”，只是开始更为关注哲学，即此时的恩格斯正处在形成“从实践原则出发”的“哲学反思性思维”的前夜，理由是此时的恩格斯和此前的马克思一样，开始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在第二个阶段，恩格斯越来越接受不了青年黑格尔派不愿意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态度，同时，马克思转向了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研究并在1842年接触了费尔巴哈的《论基督教的本质》后开始信仰“从实践原则出发”的“哲学反思性思维”。值得关注的是，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接触并不是因为恩格斯和他们的观点一致，而是因为恩格斯同情被谢林批判的黑格尔，也就是说，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关系密切是因为共同的敌人而不是共同的哲学。这是因为，尽管“恩格斯同青年黑格尔派这个小团体以及他们的斗争的关系是密切的，但他却始终摒弃他们的主观主义”(14)。
